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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我们发现，英国1844年的《皮尔条例》制造了“历史惨案”，开启了现代银行制度——一个法偿性质的统制货币、一个身份冲突的中央银行、一群跛脚的商业银行以及一张利益盘根错节的大型租金网络。
今天我们所遭遇的一切经济灾害几乎都可追溯到这一糟糕的条例上。本文接着分析中央银行和法币制度所引发的经济灾难和内外冲突，探索货币制度的演进方向。
本文逻辑
一、跛脚银行
二、内外冲突
三、货币变革
【正文8500字，阅读时间40'，文章略长，建议收藏】
01
跛脚银行
《皮尔条例》将发行部和银行部的分离制造了灾难性的历史后果：央行成为了“公共机构”，商业银行变成了“跛脚银行”，内部出现道德风险和公地悲剧，外部陷入特里芬难题和金德尔伯格陷阱，触发国家资产负债表危机。
作为公共机构，央行需要明确公共目标。七八十年代，国际上开始流行目标单一制，弗里德曼主张以货币数量为单一目标，蒙代尔主张以价格（通胀率）为单一目标。1990年新西兰首开通胀单一目标的先河，加拿大、澳大利亚、欧洲等央行纷纷跟进。不过，美联储的目标改革滞后。1977年《联邦储备法》提出了双重目标（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但没有明确目标值，格林斯潘不希望个人裁量权被约束。直到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后，美联储才提出更加明确的政策目标。
目标考核可以更好的约束铸币权，似乎只要把通胀率控制在2%以内的行长就是合格的行长。但是，这种“小技巧”被大的中央制度给淹没。只要理解需求理论和价格理论，我们可以推断，强如格林斯潘般睿智的经济学家也无法摆脱统制货币的悲剧：
一是中央银行货币垄断的计划核算，因缺乏自由价格，无法确定货币数量。
格林斯潘是数据分析专家，他在美联储招募了一群分析师，建立了复杂的数学模型分析。但他们的智慧被中央银行制度的垄断性吞噬，犹如在死人身上做精密手术。本质上，这是兰格的思想，与苏联精细的计划核算、智利阿连德政府的控制系统无异。这就是著名的控制论陷阱和理性的自负。蒙代尔的通胀率单一目标，意味着国民价格指数置于央行的货币政策控制之下。
哈耶克认为，信息是分散的，无人可获得完整信息进行经济核算。米塞斯指出兰格没有真实价格无法经济核算。联邦基金利率并非真实的市场价格，此价格无法真实反应供需信息与风险信息，货币供给决策无从下手。2001年之后，格林斯潘“失算”了，他可能将市场利率压到自然利率之下，货币失控酿成次贷危机。
二是法币铸币权作为一种公共政策，因缺乏自由价格，存在分配效率损失。
在现行的国家制度中，税收价格机制失灵，公共政策的强制性和不可分割性导致一些人获益、一些人受损。由于美联储主席是一种未经选举的公权力，人人试图影响总统大选、国会听证会和媒体来角逐铸币权以获取最大利益。会哭的孩子有奶喝，没钱找央行印，搭便车动机将法币铸币权沦为公地悲剧。金融危机后，民粹主义崛起，美联储过度迎合民意，甚至在疫情期间修改货币政策目标，给政府融资为民众发红包。
商业银行变成了“跛脚银行”同样引发内部的道德风险。发行部和银行部的分离导致商业银行失去了铸币权，只保留了存贷业务。很多人误认为，央行与商业银行分离是制度创新。其实，这导致了银行体系畸形，中央银行像央妈，商业银行像“婴儿”。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的关系很奇怪。中央银行是商业银行上游的货币供应商（市场合作关系），又是商业银行的监管机构（上下级关系）。中央银行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对跛脚银行一方面施加各种监管和干预，另一方面用父爱主义给予“最后贷款人”保护。
从技术层面来解释跛脚银行。在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表面上负债（存款）等同于资产（贷款），但存款和贷款的流动性完全不对等。商业银行可以自由扩张资产（卖贷款），但无法自由扩张负债。商业银行的铸币权被剥夺，他无法通过铸币来融资，只能向央行申请贷款，或者在市场上吸收存款。央行是唯一的基础货币供应方，决定了基础利率和贴现利率，商业银行无法自由地获取贷款，难以通过基础利率来识别风险，还受各种政策的限制。
“毛线说法”形象地反应了商业银行的跛脚现象。美联储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直接推高隔夜拆借利率，商业银行因融资成本上升而减少贷款。紧缩过程像拉毛线硬拽“负债腿”。美联储降低联邦基金利率，商业银行未必会因融资成本下降而同比例增加贷款。宽松过程像推毛线软推“资产腿”。如此，成本不由自主，风险如何自控？这也说明：强制制造破坏，但创造无法被强制。
还有两个数据很能说明问题：一边，中国商业银行巨额的法定准备金（法定准备金率8.4%）被央行锁住，只能获得1.6%的利率；另一边，不得不向央行再贷款，利率达3%。这就是扭曲的资产负债表，
假如央行不增加基础货币投放和再贷款规模，商业银行只能向市场吸收存款，但存款越扩张，货币乘数越大，挤兑风险就越大。央行又会出手干预商业银行扩张，同时施加监管，比如提高资本充足率。
这就好比，一个猛汉打断了青年的右腿，这个青年试图正常走路但摔倒了，然后猛汉和所有人都讥笑他：“走太快了，摔死你”。但猛汉又需要青年干活，在危机时又会救助他。这个救助就是最后贷款人原则。
为什么会有最后贷款人原则？
《皮尔条例》剥夺了私人银行的铸币权，为了平衡利益，英国政府对私人银行许诺，若私人银行遭遇挤兑危机，英格兰银行需要为他们提供紧急贷款。《皮尔条例》的支持者、英国经济学家白芝浩在《伦巴第街》中将这一许诺概括为“最后贷款人”原则。联邦储备法特意写入了最后贷款人原则。美国3000家银行加入成员银行，也是看重这一保护条款。实际上，英格兰银行（央行）和美联储均诞生于金融危机，都有寻求政治垄断力量保护的成分。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反复强调自己是援引该法的最后贷款人原则对金融企业施救。
但是，不论如何解释，最后贷款人原则实际上诱发了巨大的道德风险。央行给予了商业银行父爱般的兜底，弱化了风控能力和利率硬约束，助长了商业银行扩张的野心。白芝浩指出最后贷款人原则适用于经营稳健的企业，同时应收取惩罚性利息。这是无法操作的。经营稳健的企业遭遇危机可能性小，而遭遇危机企业还如何承担高利息？有人指出，最后贷款人的目标是整个经济体系，而不是救助某个特定的金融机构。但是，危机时刻，救助大机构是首选目标。这又回到大而不能倒上。有人提出适当放弃巨头可破“大而不能倒”，像当年拒绝施救巴林银行、雷曼兄弟。但新的道德风险涌现：看谁先死。只要首个巨头倒下，其它巨头就获救了。事实上，雷曼破产引发金融海啸，美联储立即下水救场。
今天商业银行的种种危机均源自这种原本畸形外带五花大绑和父爱主义的制度。但这还没完。美联储拯救巨头引发了社会不满，这导致最后贷款人原则扩大化引发更大的道德风险。民众纷纷要求美联储拯救家庭金融资产和提振就业，要求联邦政府提高个人社会福利。民众将私人铸币权让渡给了美联储，试图搭公器之便车。实际上，美联储的最后贷款人适用于每个人而非成员银行。经多轮救市后，美联储从最后贷款人变成了“最后的买家”。
如此，铸币权推动政府、央行、商业银行与福利主义“四江汇流”，在内部制造一个巨大的低效的“基本盘”——法币、信贷、债券、福利相互关联的“大公地悲剧”。
02
内外冲突
在全球化时代，中央银行与法币制度容易引发内外失衡，无法摆脱特里芬难题和金德尔伯格陷阱。
国家制度的垄断性与经济全球化（自由化）是一组不可调和的矛盾。主权货币制度与国际自由市场冲突不断，最典型事件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二战后建立的以金本位和固定汇率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体系。该体系暗含不可调和的国家资产负债表危机，于1971年遭遇国际市场冲击而崩溃。
法币制度制造了一个以国家为主体的央行资产负债表。在这个国家大账本中，负债端是法币，资产端是出口赚取的外汇。特里芬教授很早就指出其中存在一组矛盾：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出口货币和商品，必须二选一。在央行资产负债表中，货币出口多、商品出口少，相当于负债端扩张、资产端萎缩，两端失衡触及阈值即崩溃。这就是“特里芬难题”。
60年代开始，美国大规模出口美元、进口商品，贸易赤字加剧，加上越战扩大了政府赤字，美国从净债权国变成了净债务国，最终击溃了美元信用。法币是国家发行的通用债券，是一国之负债，若法币发行过多，无足够资产来兑付，则爆发债务危机。
该体系崩溃后，信用本位替代了金本位，自由汇率替代了固定汇率，特里芬难题是否消失？
并没有。只要中央银行和法币制度存在，央行资产负债表内部便不可调和。70年代后，美国继续出口美元，经常项目严重失衡，千禧年之前美国大逆差、日德大顺差，之后美国继续大逆差、中国大顺差。
现在的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债务端还是美元，资产端换成了国债。前者属通用债券，后者属非通用标准债券，那资产是什么？资产端的国债，实际是联邦财政收入（税收为主）。如何衡量国家财政实力？内看财政赤字率，外看贸易赤字率。最近20年美国长期双赤字，为什么？由于特里芬难题的存在，美国大量出口美元，更少商品出口，引发巨额贸易赤字。金融危机后，美联储放水给联邦政府融资。这导致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更加失衡，负债端大规模膨胀，资产端靠税收支撑的真实国债比重下降，靠美元超发融资的虚拟国债增加。这就是特里芬难题。
另一边，贸易顺差国的资产负债表也失衡。在央行资产负债表中，资产端最大的是外汇（美元和美债），负债端是法币。当贸易顺差越大，外汇越多，资产端扩张，负债端也更着扩张，本币发行增加。这是一种被动法币机制，即外汇占款，形成真正的输入性通胀。
有人敏锐地指出，央行资产负债表未失衡，法币是基于可靠的资产美元来发行的。问题是，当美元输入越多，美国那边的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越失衡、美元越贬值，这边的资产负债表也自然失衡。当年德法日赚得美元越多越发慌，戴高乐赶紧抛售美元，派军舰把黄金从纽联储地库里拉回来。
近年，中国为避免被动印钞，降低了外汇资产比重。那么每年巨额的外汇输入去哪儿了？滞留在商业银行。如今，商业银行换汇累计的外汇存款已破1万亿美元。这笔外汇巨款的外汇贷款率偏低，9%被外汇准备金锁定，商业银行负债因此增加。怎么办？商业银行用票据抵押向央行申请人民币贷款。所以，央行的外汇资产比重下降，对商业银行债权增加，而对商业银行债权增加也是扩张货币。
中央银行和法币制度创造了一个个暗含特里芬难题的国家大账本。第一大国际结算货币，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中的特里芬难题更突出；美元还是第一大储备货币，若美元崩溃，很多国家的央行资产负债表也跟着暴雷。
在全球化时代，中央银行和法币制度还制造了一个外部难题，即金德尔伯格陷阱。
金德尔伯格陷阱是美国经济史学家金德尔伯格在《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中提出的。他从国际秩序的独特视角解释大萧条。金德尔伯格认为，大萧条起源于美国在一战后取代了英国成为全球经济的领导者，却没能承担起全球公共用品的责任。英国在政治上依然是全球领导者，但经济上已力不从心。这导致世界堕入大萧条、种族灭绝与二战。在新旧经济大国交替之际，老大心有余而力不足、老二力有余而心不足，导致国际秩序的“公共费用”无人承担，从而使世界陷入领导力空缺、危机四起的险境。这就是金德尔伯格陷阱。
一战后英法主导的混乱的国际汇率和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都印证了金德尔伯格陷阱。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国的任务是负责维持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比价。这就要求美国必须储备大量的黄金——国际货币体系的公共费用。由于特里芬难题的存在，随着美元贬值加剧，法国等用美元兑付大量黄金，相当于合法挖墙脚。1971年美元摇摇欲坠，美国不愿继续支付公共费用，宣布关闭黄金兑换窗口。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金本位被信用本位替代，是否还存在公共费用？
信用货币并非“一纸钞票”，而是一项奢侈的公共用品。这项公共用品的信用需要大量的公共费用支撑。狭义上，美元以国债为锚，国债以税收为锚。广义上，美元的信用建立在美国强大的科技、金融及军事力量之上，而这些力量的维持需要大量的公共税收。可见，美元的信用由美国全体纳税人支撑。同理，中国人民币以美元外汇为锚，其信用依赖于民众的出口创汇能力。
在自由货币时代，私人银行按照市场原则为国际贸易提供货币——黄金或金本位银行券，不存在公共费用难题。但国家目前还是公共组织，法币是一项公权力，为国际市场提供交易货币相当于承担着全球贸易的公共费用。可见，法币制度制造了国际货币市场的金德尔伯格陷阱。
美元作为美国的法币，也是“世界货币”；美联储是美国的央行，也是“世界的央行”。其中的矛盾是谁该为美元体系支付费用？
敏锐的人很快就发现一个问题：美元不是收割全世界吗？成为“世界货币”是求之不得的事，怎么会吃亏呢？
这个是一个重要问题。就美国这个整体来说，美国向世界输出美元是大赚的；但就个体来说，大赚的是商业银行，美国本土纳税人承担了美元铸币费用（铸币准备金）。问题出在哪里？
问题就在《皮尔条例》将发行部和银行部分离。原本二者合一，银行部通过利差赚取利润，补贴发行部的货币费用。分离之后的后果是，商业银行通过货币批发赚取利润，那么铸币费用谁来承担？
当然是央行，实则全体纳税人。有人指出，央行购买国债、给商业银行贷款不是可以赚取吗？但是，央行说自己不是盈利机构，不以赚钱为目标，它还可能亏损。假如美联储不赚钱，铸币费用由纳税人承担；假如美联储亏损，亏损也由纳税人承担。
有人说不对啊，美联储印美元，所有美国人都是受益者。他们只要开动印钞机就可以买我们的商品。这是一个容易产生误解的问题。
假如美联储没有超发货币，美国人的受益情况不均衡的：商业银行从美联储批发美元向全球放贷，铸币费用由全体纳税人承担，属于最大的受益者；跨国公司拿美元在全球投资和全球避税，属于次级的受益者；普通纳税人承担铸币费用、未享受信贷利润，不能算是受益者。
假如美联储超发货币，向全球收取铸币税，那么美国人短期普遍是受益者，受益次序依然是商业银行、跨国公司和普通纳税人；但是，长期普遍是受害者。
短期来说，美国纳税人不愿意独自承担铸币费用，更愿意美联储超发货币，赚取更多铸币权。央行宽松容易赚取，紧缩可能亏钱，盈利增加央行宽松的动力，而亏损可能给央行带来紧缩压力。这就是美联储潜在的宽松动力。
金融危机后，美国民粹派质疑美联储使用纳税人的钱拯救金融机构。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拿出一个数据——美联储赚取了近1000亿美元来回击他们。这事说明三点：一是美联储赚钱可降低压力；二是伯南克误导了公众，美联储赚取的并非利润，而是铸币税；三是公众乐于支持美联储向全球收取铸币税。
近些年，美联储大放水，大肆购买国债和对外贷款，利润节节高。2019年555亿美元，2020年888亿美元，2021年1078亿美元。大疫之下，经济低迷，全球央行们被动地大赚特赚。这不得不让人怀疑，“不以赚钱为目的”已是皇帝的新装。
有人指出，商业银行其实早已支付了铸币费用，他们是美联储的出资人，缴纳了大笔份子钱。同时，他们虽然独享了信贷利润，但放弃了美联储的利润。反过来说，纳税人虽然支付了铸币费用，但也享受了美联储的利润。这相当于是利益置换。
这确实是央行身份冲突下的一种利益置换，但却因此助长货币失控。如果这种置换是合理的，那么纳税人就有权要求美联储最大限度地赚钱，即通过货币超发向全球收取铸币税。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国财长约翰·康纳利在当年的十国集团会议上对各国财长说：“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却是你们的麻烦”。美元作为“世界货币”，但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目的是维护美国国民利益，保护纳税人的利益。这句源自温特劳布教授的话随后传遍了世界，也形象地表达了金德尔伯格陷阱。美联储受制于纳税人压力下的超发货币，其内涵是：美国纳税人不想独自承担美元铸币费用，向全球收取铸币税让全球共同来承担。
这是美联储和美元的难题，更是中央银行和法币制度的难题。
03
货币变革
怎么办？
上篇我们分析了美联储制度。美国政治精英设计了一套分权制衡的精妙机制，经济学家还提供了单一目标制，试图促进美联储官员独立决策。然而，任何人为构建的制度再完美也不过是软约束、低效率的，唯有自由价格约束是硬约束，唯有自发秩序是高效率的。
七十年代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八十年代沃尔克主义崛起，他们分别在理论上、实践上干了同一件事，那就是让货币恢复价格自由。弗里德曼主张利率自由化、汇率自由化、资本在全球自由流通，用其价格理论的一言蔽之：最大限度地自由化。沃尔克抗击通胀的成功经验是唯有价格平复市场才能重启。下面我们重点关注利率自由化和汇率自由化。
美联储成立后长期以控制美债收益率曲线为目标，实际上利用铸币权间接控制市场利率。二战时期，美联储的主要任务就是压低利率，帮助美国政府获取低成本的战争融资。1977年《联邦储备系统改革法》赋予美联储“双重使命”，即充分就业和价格稳定，利率自由化才逐渐释放。1982年沃尔克成功抗击通胀后，利率市场一日千里，促进美国金融市场繁荣。有人认为，美国信贷失控制酿成了次贷危机。实际上，次贷危机的始作俑者是美联储。相反，利率市场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美联储大放水的危害。
看具体的数据。从2009年12月到2021年12月：美国的M1（狭义货币）翻了11倍，但M2（广义货币）只翻了2.5倍。一个国家的货币总量主要看广义货币。利率市场的价格调节和商业银行的谨慎，抑制着美国货币总量的膨胀。相反，利率自由化程度越低的国家，货币总量越容易失控、商业银行的风控越脆弱。在最近的两轮宽松大潮中，新兴国家的信贷普遍失控，货币总量增速和规模均高于美国。在接下来的紧缩周期中，信贷失控的国家可能面临货币（债务）危机。
再看汇率自由化。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固定汇率，各国法币缺乏自由竞争，汇率价格人为失灵，全球货币配置低效。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全球自由汇率市场开始形成。最初，欧美国家的财长和行长也试图干预汇率，比如被人津津乐道的广场协议和不著名的卢浮宫协议。但干预的间接后果是两次金融危机：1987年“黑色星期一”和1990年日本泡沫危机。经此两役后，欧美和日本均想通了，在90年代彻底实现了汇率自由化（含利率自由化）。
1988年，亚洲一些国家通胀高企，弗里德曼访问亚洲时建议政府开放汇率，通过自由汇率来抑制通胀。他认为，在汇率自由化和资本国际自由流通的环境下，如果国内超发货币，货币会贬值，汇率下跌，大量资本会转移到国外，这样就可以抑制货币超发。这就是汇率自由化的竞争逻辑。
一切能够自由化均自由化，让市场配置货币总比美联储官员强，但是弗里德曼面临一个终极难题，那就是央行依然垄断着铸币权。该怎么处理铸币权？
弗里德曼提出单一目标制，即央行官员以货币数量为目标决策。蒙代尔主张以通胀率为单一目标，二人当年在芝加哥大学时为此唇枪舌战。弗里德曼认为通胀率目标相当于控制了市场价格，违背了价格自由原则。蒙代尔反驳，投资银行时代的货币数量很难确定。弗里德曼想了一个办法，将货币数量增速与经济增速相适应。在沃尔克时代，弗里德曼还伙同格林斯潘、舒尔茨上书里根总统：“撤掉美联储（理事会），然后用一台计算机替代”（玩笑又甚于玩笑）。
其实，没有哪个人知道市场每时每刻需要多少货币、什么价格成交、中性利率是多少和货币偏好怎么变化。现代银行制度将铸币权交给央行官员专营制造了一个无解之题。法律制度约束是软约束，自由价格约束是硬约束。若无法用自由价格约束铸币权，只能用最机械的办法将其锁定。显然，弗里德曼对机器的信任甚于人。
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是最自由的法币理论：机械铸币权+自由利率+自由汇率。自由利率相当于跛脚商业银行在利率市场中相互竞争，自由汇率相当于各国法币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相互竞争。
但是，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单一目标制陷入货币内生性悖论：货币增长与经济增长相适应，而货币本身是经济的一部分，其供应多寡、利率高低作用于经济增长。
其实，央行终归还是身份冲突的央行，商业银行还是那个跛脚的银行，法币始终还是统制货币。更糟心的是，只要一场危机，央行便携凯恩斯主义重回权力中心，进而制造灾难。
九十年代，有人问弗老凯恩斯主义消失了吗？他回答，过去几十年，加尔布雷思肯定比他过得好。弗里德曼批评，老布什总统背弃里根自由主义，格林斯潘无法抑制其控制经济的欲望。“9·11”过后，弗里德曼对小布什及格林斯潘的行动强烈不满：“世界经济状况在2001年9月11日后彻底改变了”。有时候在想，如果让弗老担任美联储主席，又正好碰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他会怎么做？
在现代银行制度中，美国政治精英将其分权化、复杂化，弗里德曼将其简单化、自由化。2008年金融危机后，联储“三杰”将现代银行体系做成了“夹生饭”。
弗里德曼的利率自由化和汇率自由化将央行置于国际市场竞争之中，削弱铸币权的垄断属性，促进央行与商业银行的身份弥合于干脆利落的市场主体。但是，央视又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公共组织，以公共利益为目的的权力干预反噬了自由利率和自由汇率。
原本，自由利率、自由汇率和商业银行对货币总量进行有效调节。但是，央行铸币权的滥用随时可能误导和破坏市场。比如，千禧年后，格林斯潘长期将联邦基金利率压在2%以下，这扭曲了利率价格，误导了商业银行、投资银行、投资者和中产家庭，最终导致次贷泛滥和衍生品膨胀。又如，金融危机后，全球主要国家央行大幅度压低利率，实施量化宽松，甚至跳过商业银行直接给企业贷款。此举严重扭曲了市场利率，导致了信用信息失真，阻断了市场出清，破坏了竞争机制——价格奖励与惩罚颠倒。另外，金融危机后，更多地国家回归到有管制的汇率制度，汇率对铸币权的制约被削弱。
接下来，怎么办？
唯有更彻底的自由化才能瓦解现代银行制度的顽疾，挽救《皮尔条例》制造的历史后果。哈耶克曾说过货币是自由主义的最后一个堡垒，他在晚年也想通了，主张货币非国家化。哈耶克曾问弗里德曼，作为一名自由主义者，为什么不支持将货币交给自由市场去配置呢？弗里德曼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货币很重要。
自由货币让铸币权回归民间，让货币在市场竞争中产生。它可能是金本位货币（私人银行），可能是官方发行的自由竞争的货币（竞争性国有银行），还可能是跨国界的有资产抵押的数字货币（社群）……总之，你我说了不算，取决于无数人无数次的边际选择。
自由货币可以终结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百年分裂，化解中央银行的身份冲突和商业银行的跛脚难题。发币银行不再纠结，用心铸币，专心放贷，努力赚钱。当然，不能缺了监管。央行化身为监管机构，严格监管，公平监管，科学监管。同时，自由货币不存在的特里芬难题和金德尔伯格陷阱。对自由货币有兴趣的社友可以学习智本社课程《货币经济学》。
我们是要回归到《皮尔条例》之前的金本位时代吗？要回归到“野猫银行”泛滥的美国自由银行时代吗？要进入信仰昭昭又镰刀遍野的数字货币时代吗？
我们唯一可靠和值得遵循的是逻辑，而非历史与幻想。自由货币并非对市场的崇拜，而是对自然性的尊重。货币像语言一样是自发自生秩序，是个人行使基本权力——生命权、财产权和交换自由的结果。奥派创始人门格尔是市场过程理论的创立者，哈耶克继承了其思想，用市场过程来解释货币的起源。黄金并非天然是货币，它是人们经过千百年无数次交易大浪淘沙的产物。金本位货币的本质不是银行券而是黄金。金本位货币是刚性兑付，刚性兑付之意是人们只认受自由价格硬约束的黄金。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不可刚性兑付的信用法币替代了金本位法币，人为制造的国债替代了自发自生的黄金。一些经济学家对金本位的怀念，怀念的正是黄金这种自发自生秩序。当然，这一体系崩溃最大的好处是重启汇率自由化。
国债不也像黄金一样受自由价格约束吗？在汇率和利率自由化的国家，国债受利率市场的调节，政府不能随意发行，央行也不能任意吸收国债发行货币。但是，央行是铸币权的垄断者，还是国债的最大持有者，它可以利用铸币权改变国债价格，为政府提供融资。此举在金融封闭国家更甚。
其实，二战后的70多年全球化时代，全球主要国家都在沿着自由化方向快速演进。国家制度在经济全球化中不断对外让渡以及按市场原则重塑，商品自由，关税自由，资本自由，信息自由，利率自由，汇率自由……接着是货币自由、迁徙自由。未来是个人的全球化，国家也将成为一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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