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后经济”五大战役之第二战役——经济模式再革命!

2020年03月19日

之前,本号发表了"疫情后经济”五大战役之第一战役——经济平台革命》(点击即可阅读),今天继续五大战役之第二战役的阐述。最后的结束语部分,请各位读者广泛转发,形成热点话题,产生真知灼见,促进国家发展。


开篇语:

——从中国当前的科技水平、生产力与市场供需矛盾等方面看,中国的经济模式需要再次革命,也到了再次革命的成熟时机,需要计划经济的螺旋式回归,在新的发展阶段实行精准计划经济”


世界上的主流经济模式分为两种,一是市场经济,二是计划经济。


市场经济,是指通过市场配置社会资源的经济形式。形象地说,就是以市场需求引导社会生产,市场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买家需要什么卖家就买什么。

一句话最能形象地表述市场经济的本质——顺其自然、放任式的自主自由经济模式。


计划经济,又称指令型经济,是对生产、资源分配以及产品消费事先进行计划的经济体制。计划经济是指一种不同于市场经济的,高度集中的,目的在于实现高效率的社会经济体系。


我国目前的经济模式就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这种经济模式,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大致相同但又显著不同;中国的市场经济并非放任经济,存在一定的国家计划性——国家的宏观调控。


两者对比不难看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有优势。


正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存在宏观调控,国家在重大经济事件发生时可以采用行政手段,调动国家机器以及财力加以处置;因此中国在多次的国际金融危机中成功应对,使中国经济在“亚洲经融危机”、美国的“次贷危机”中没有像一些国家那样受到牵连造成经济灾难。

甚至,我们在美国发生极为严重的“次贷危机”时,还是中国应美国请求出手增购了大量的美国国债,才把美国经济从崩溃的边缘拉了回来。

这就是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世界瞠目结舌巨大成就的根本内因,是最近四十年高速发展的根本保证。


也许正是由于此,有人说中国最终抛弃了计划经济,表明计划经济体制已经失败。


而实际上,只要我们用历史的眼光去看待,中国计划经济已经失败这样的说法,只是“阶段性认识”,而不是“历史性认识”;所以,其正确性只是一时的,并不是永久的,甚至是错误的。

这就好比我们在早期评价一个孩子“没出息”,但没想到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却很有成就一样。


从今天中国的发展成就来看,中国的计划经济功不可没。


解放初期,中国的经济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稍微值钱一点的正产资料都被国民党弄到台湾去了,一句话:一穷二白的零起点。

这里只用一个最直白的例子来说明:

1948年中国的钢产量只有4万多吨!而且还是劣质钢材;那时候中国连拖拉机的发动机也没有能力造出来,而日本、德国、苏联、美国等等国家不仅可以造汽车和坦克,也能造飞机、军舰和潜艇。

还是一句话:当时全中国大多数人都还吃不饱饭,而美国之类的发达国家早就进入了工业化的小康社会。


在那样的环境下,为了解决民生,1949年冬中央确定实行全国财政经济统一管理的方针,并通过1950年2月召开的全国财政会议,以指令性方式提出了“六个统一”:财政收支统一、公粮统一、税收统一、编制统一、贸易统一、银行统一。这一时期已开始提出发展国民经济的某些计划和措施。如粮食、皮棉、煤炭等安排1950年生产的计划指标。

新中国在抓经济的实践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前苏联的模式,1956年底,初步形成了计划经济。

随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走上了快车道。在国家安全、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基础建设以及人文建设方面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成就。


计划经济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是非常符合中国国情的、极为成功的经济模式,奠定国家工业农业发展基础和民生基础的三十年。


在新中国的头 30 年,我国几乎是从零起点上初步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通过大规模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发展化肥、农药、农用机械等工业,大大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成绩,工业总产值增长了 30 倍,成功建立了完善的工业体系,工业门类齐全程度、技术水平和开发能力在发展中国家中是首屈一指的,并在部分领域接近甚至达到发达国家水平。


1949年至 1978 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 8.2% ,不仅高于同期发达国家,也高于所有发展中国家,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积累了雄厚物质技术基础。


在新中国百废待兴的零起点情况下,如果不是采用指令性生产和计划性分配的计划经济模式,任由市场自身引导,绝无可能建立起完善的经济体系。我们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也没有基础,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


当然,计划经济也有其难以克服的缺陷和弊端。

在当时那种就没有信息传输概念、统计手段非常原始的情况下,一方面计划会出现脱离现实的情况;另一方面,计划也会带有一厢情愿的典型个人意志色彩。


但是,我们后来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绝非是“计划经济失败了”,而是改革开放的需要。

既然要改革开放,那就要与国际接轨,生产必须围绕国际市场的需求来确定。所以,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即国家宏观调控之下的市场经济。


以市场引领生产的市场经济,看起来符合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但同样,市场经济也存在巨大的缺陷,而且这个缺陷越来越明显。


以我国的钢产量为例,2015年突破5亿吨,严重的供大于求;进而产生恶性竞争,各家钢铁企业拼命压价,不仅导致了钢铁企业的巨额亏损,众多的钢铁企业破产倒闭,大量的人员下岗失业,也导致了极大的能源浪费、环境破坏,还造成了巨大的投资损失,国家不得不关闭了很多的钢铁企业及关联企业。

这样的状况是怎么来的呢?因为前些年中国高速发展在基础建设方面的巨大需求,钢材价格飞涨,于是各地大量投资上马炼钢厂……


再以诸多的农产品滞销为例,因为前一年某种农产品种植较少,供不应求,价格飞涨,于是广大农民认为种植该产品能够赚大钱,次年大量投入种植该农产品,结果造成供大于求,严重滞销,农作物卖不出去烂在地里,损失巨大的农民痛不欲生……


这就是市场经济弊端的两大根源

——需求与生产存在时间差,导致滞后性的“不对称对接”;

——企业不受指导自由生产,导致投资和生产的严重失控。


虽然市场经济是发达国家的基本经济模式,但实际上是最原始的经济模式,这是很致命的问题。


今天的科技水平,尤其是信息产业的高度发展,中国已经具备了让经济模式实现“螺旋式回归”的基础条件,实行“精准计划经济”。


所谓“经济模式的螺旋式回归”,就是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由矛盾引起的发展或否定的否定——发展的螺旋形式”这一基本观点的表现,也是列宁“发展是在重复以往的阶段,但它是以另一种方式重复,是在更高的基础上重复”这一理论的表现。

通俗点说,就是过去的计划经济被否定以后,经过螺旋式上升,在更高的层次上重新实行。


什么是“精准计划经济”呢?

就是建立在现代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信息平台上,运用大数据技术的统计、分析、预判,制定符合市场需求、在产品种类和数量上都比较精准的指导性和指令性生产计划。


形象一点地阐述,精准计划经济运用起来就是这样的场景:

我们利用现有的大数据技术,全面统计上一年、甚至上两年和当年的各类产品销售总量,再结合对未来几年的市场需求分析,然后根据各地的生产优势,考虑到平衡各地的经济发展需求,制定和下达各地农村和各类企业下一年乃至未来几年的农村种植养殖、工业生产的产品分类和指标分配的指导性计划;而对于特别重要的产品,则可以下达指令性计划。


这种精准计划经济,基本可以甚至完全能够杜绝过去过去那种计划经济的种种弊端,尤其是脱离实际的弊端。


精准计划经济具有如下三大优越性:


一是全面实现供需平衡。

现有的大数据平台,可以精确分析和预测未来的市场需求,进而制定精准计划,确定产品种类和生产数量,避免供求不对应的矛盾,不会导致物质短缺或者过剩。


二是能够避免投资浪费。

在大数据平台下,项目投资是在准确预测未来市场需求的前提下的决策,避免了过去那种信息不对称、信息资源有限等原因造成的投资决策错误,不会在出现重复投资、过剩投资的情况,不会造成投资浪费。


三是可以确保产品质量。

通过大数据平台,我们能够根据多年的各类数据,掌握各个企业的优势和信誉,带有计划性和指向性地分配产品生产指标,充分发挥优质企业的技术和管理优势,指向性地分配生产任务,就能确保产品质量。同时,对于打击“假冒伪劣”产品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四是能够解决地区差距。

我国最为严峻的社会问题之一,就是“东西差距、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在现有的经济模式下,我们实际上很难实现“富帮穷”的设想;而如果采用精准计划经济,则可以通过下达的指导性和指令性生产指标,倾斜照顾落后地区,就能更有效地解决落后地区的发展问题,更快的缩小地区差距。


结束语:

我们需要更进行深层次的经济体制革命——实行有限的土地私有化


经济模式还有社会制度方面的分类,这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


从传统的观念看,这就是公有经济和私有经济的区别。

但从发展需要和现实角度看,我们应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并非对立的经济模式,而应该是一种互补互融的经济模式;因为其宗旨都是为了发展经济出尽民生。

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这样一种国有和民营经济互融互补的经济模式;从总产值方面看,民营企业已经占据60%左右的权重。


从疫情过后复苏重振经济的需要看,这方面还大有文章可做:

如果我们为了复苏经济,并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和经济平台的飞越,势必要大量增加投资,进行刺激和引导,这就必然会造成一定幅度甚至较大幅度的通货膨胀,人民币贬值。

为了避免由于增发大量人民币增加投资导致通货膨胀,我们应该进一步解放思想,通过“有限的土地私有化”,就能筹集足够资金。



所谓“有限的土地私有化”,就是进行土地政策的“螺旋式回归”——国家向个人出卖一定数量的土地,进而获得可观的资金用于实现经济体制再革命,构建世界上最先进的经济平台,实现中国经济的飞跃式发展,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据有关资料介绍:截止到2019年9月底,中国大陆的居民、企业、机构以及其他各组织的存款总量是176.13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大约有约70万亿元人民币属于个人存款。


如果实行有限的土地私有化政策,作者估计上述存款中可能会有有一半左右转化为国家资金,能够用用于刺激复苏和发展经济的所需资金,而购买者将获得了永久属于自己的土地。

这将是一个国家与个人双赢的重大改革。


当然,这就必须对现有的“基本农田”法规进行改革。

有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

——相关的“基本农田”法规,这些年来早就成了经济发展的最大拦路虎之一了。

事实上,我国本来每年就需要进口上亿吨的粮食才能满足需要;而解决粮食问题,并非只有确保过去的“基本农田红线”一条路可走,我们还有通过科技手段提高产量、大力推广袁隆平的盐碱地水稻技术、改善新疆生态环境增加种植面积、到俄罗斯等周边国家包土地种植、加大进口等等措施解决粮食问题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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