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大抗疫——从“航空安全”、风险认知及管理到社会的长期理性！

由抗疫展开的2020年势必在中国历史上留下非常重要的一页。从1月22日夜间/1月23日凌晨宣布对“武汉”封城，以及全国重点城市进行一级公共卫生响应，对春节假期的延长，对人群聚集及人口流动的限制，全面铺开的社区网格化防控，表明的是国家对这次疫病的一个根本假设——新冠肺炎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传染性疾病，它是人类社会所不能容忍、“共存”的——尽管在天气转暖后它大概率会像SARS和流感（为了避免在中国国民误以为流感就是严重感冒这个严重错误认知上添砖加瓦，笔者本文将流感统称为flu）一样自然消退。但公共治理者认为，社会是不能承担这种严重传染疾病对公共健康产生的巨大冲击的，政府也亟需通过这样的公共事件，表达对人民福祉的最大关注，并建立长期公信力。在这样的背景下，选择了暂时“冻结”中国社会，运用举国体制，上下齐心协力，把消灭疫情作为社会在这段时期内最主要、最根本、最大、最优先的目标。这种举国抗疫，已经不能仅仅用“军事化”和“打仗”来形容了——比方说，它不仅仅是派一支部队到海外打一个局部战争——这是全民参与“全面战争”（totalwar）。湖北和武汉则是这次抗疫的先头部队，将为抗疫做出最大的奉献与牺牲。既然抗疫是第一目标，那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肯定要做出权衡取舍，做出其他的牺牲，付出一定的代价——包括经济代价、社会代价。同时这种代价对于不同的人口群体的影响也不一样。运用一到两个月，全国众志成城，对抗疫病，在疫病得到令人信服的控制后才恢复正常生活。因此，在这次抗疫上，对新冠肺炎的处理是类比SARS的，而不是flu，而且还运用了比2003年SARS时期更高等级的应对手段。客观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