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武汉肺炎大恐慌——强力防控面临的悖论与两难！

这是接上一篇《2020年的武汉肺炎大恐慌——疫情展开时我们的基本盘》。可能有一些读者读过，但笔者有必要再总结一下上一篇的要点。在2019-nCoV引发的武汉新肺炎疫情爆发前夜，中国社会面临这样的大背景：1、民众十分缺乏医学认识。对呼吸道传染病缺乏一个渐进的、光谱的差异认识，只有普通感冒（极度松懈）和SARS（极度戒备乃至恐慌）两个极端。一旦脱离SARS的威胁，即进入完全的极度松懈态度——昨日SARS，今日没有SARS了，就再也不洗手，不打流感疫苗，日常距离严重呼吸道传染病非常远，缺乏一般的防控常识和意识。如果宣布存在严重的疫情，普罗大众只有通过“启动SARS模式”才能理解和配以行动。SARS在个别案例上的致病性、死亡率高于2019-nCoV，启动SARS模式能够帮助防控，但也会让人们瞬间将所有呼吸道感染都默认可能归因于2019-nCov，扎堆就诊，造成额外恐慌，付出额外代价。2、中国社会（从决策者到民众）是活在SARS的集体记忆及创伤之下的，一旦集体启用SARS模式去理解和应对这个事件，就都会不由自主地套用2003年SARS事件的发展轨迹来理解2019-nCoV病毒暨武汉新肺炎事件的发展逻辑。笔者在前文总结的2003年SARS模式的四个典型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