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土地产权延长三十年，看中国经济改革！

土地基础决定了中国政治的上层建筑，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政府，其建立的地基，必然在于中央政府对全国百姓、土地的有效掌握上。

土地，更决定了经济的形式。在决定改革开放时，土地制度变成了经济决策中绕不过去的点。

蛇口当时经济改革时，就有高层尖锐的批判袁老的改革政策，他们认为深圳为了发展经济，把土地卖了几个亿，钱是赚到了，可是丢掉的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根基。

蛇口的袁庚袁老被称为“袁老板”，因为他不光要卖土地，还要搞西方那一套政治制度，在蛇口特区进行了民主选举。

当时中央的高官去蛇口考察，看完后直摇头，回到北京后，在大会上毫不客气的说，特区除了红旗是红色的外，其他的已经没有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了。

姓资还是姓社，土地所有还是土地私人，成了所有人争论的焦点。

要知道社会主义土地制度特征主要的表现：1、土地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重要的制度；2、土地的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中最重要的所有制形式；3、土地的利益的归属，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主要的实现形式。

但争论了许久之后，就连保守派也认识到了，如果绕不开土地私有，中国的经济改革就无从谈起，让老百姓过上好日更是白日做梦，偏偏改革又必须进行下去。

为了绕开社会主义的限制，在给土地承包制定年限时，参与会议的人有提出三十年的，也有提出五十年的，这在我们今天看来极其保守，却已经是当时非常有魄力的官员所能做出的想象极限。

这场争论最终在最高领导人说出那句：“五十年太少，七十年吧”中结束。但七十年到期后会怎么样，没人能知道七十年后中国是什么样，所以当时参与改革的人们，一致认为应该把问题留给后人解决。

土地制度改革后，很快就影响了中国经济。

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被推出来以后，不但提高了农民积极性，提升了农业产量，更提高了农业及其附属服务行业的生产力，也释放了劳动力。

土地私有概念的形成，更让政府可以把土地当成商品，形成了至今的地产财政制度，政府通过城市化建设运动形成“以地谋发展模式”，收获了改革的第一桶金，土地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

只是有一个问题却依然困扰着政府，那就是改革开放四十年过去了，随着经济的增长，随着当年土地产权70年期限的不断临近，70年产权到期后，土地回归国家所有，还是继续承包仍属于个人，变成了每个人无意间都会担心的问题。

从经济发展规律上讲，中国经济要想继续前进，就得对土地产权再次进行明确。原因很简单，当土地成为经济发展的工具，经济改革实际上是看土地制度如何改变。

土地私有化，成了最关键的一个点。

11月26号，十九大上提出土地承包期限延长三十年，就是政府对社会制度，对经济深化改革的重大表现。

因为在国际法中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则，即只要一方的土地被包含在另一个国家或出租超过100年，该土地将完全归该国所有，任何其他国家都不得干涉。

后来这一规则被延伸到了各国的经济制度上，包括因为过于开放的土地承包制度，被西方批评为卖国的尼日利亚，他们的土地承包期限都是66年到99年的租约，从来没有超过一百年。

超过了一百年，土地将与私人所属没有任何差距。

十九届四中全会之后，许多人才明白领导说过的那句话“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将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

有人说2019年的19届四中全会的意义之重大，足以与79年决定改革开放的那次会议相比较。

事实也的确如此，在这次会议上，不但确定了全面推进中小民营企业发展，助推金融领域改革，为中小民营企业提供金融服务。

更是直接确定，要推动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成为具有平等地位和活力的市场主体。

就在一年前，国内还沸沸扬扬的讨论着关于民营企业的社会地位，某个叫吴小平的经济学专家甚至喊出了，让民营经济退出舞台，全面以国营企业为主，引起社会舆论的一片哗然，可见当时国与民问题的斗争激烈程度。

并且在会议中，提出了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放宽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放宽民营企业的涉及范围。

许多人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但它的意义无比重大，这意味着，国企垄断领域将可能向民营企业开放。

包括石油等自然资源，还有金融等国企垄断行业。

总而言之，这次四中全会的经济政策上，领导人的立场非常明确：那就是鼓励民营企业发展，努力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以民营企业带动经济发展、创造就业岗位，也以民营企业需求推动资源、金融等领域进行全面改革。

而放宽市场准入则意味着，民营企业将获得更加广阔的市场，也让民营企业获得了进入国有垄断行业、与国营企业竞争的机会。

在贸易战的寒冬下，深化自我改革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唯一动力和方向，而中国的民营企业，终于等到了国与民尘埃落定的这一天。

要知道在之前，就出现了民营企业扶持的媒体动不动抛出加大国企改革，扶持民营经济的发展，以及民间出现了民营企业危机论这样自卖委屈的说法。

他们认为国企垄断了主要经济，民营企业面对有限的市场，根本无法发展，在达到峰值之后就会逐步走向灭亡，被国营资本收购。

当改革时间逐步逼近当时双方默契达成100年的时间线时，民营企业就会越来越恐惧这件事，无论表面如何大谈深入化改革，但不解决“国与民”这样根本性的分歧，民营企业家认为他们的安全问题就得不到保证。

这些年屡次出现的国与民争论，就是民营企业在发展壮大之后用市场和舆论，试图倒逼政治改革，给民营经济解决合法问题。

但民营企业的这种做法太着急了，他们认为我们的根本问题是政治体制，但是这么想的人都忽略了一个问题，如果没有经济与社会基础，政治改革无异于自取灭亡。

从根本上来讲，中国的问题不在政治，而在于经济上，即缺乏有足够力量推动政治改革的经济主体，或者说社会主体。

在民营企业没有壮大，没有成为经济中的主要力量之前，任何民营企业家幻想的社会改革都是一句空话。

要知道，所有国家的改革都是由经济来推动，才能够成功。

现代国家里，先改革经济，后改革政治的国家，全部都成为了发达国家，改革都很成功。

而先改革政治，再改革经济的，不是国家分崩离析，就是陷入了各种各样的麻烦之中，比如最明显的委内瑞拉问题，乌克兰等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

政治只是经济的延续，而不是经济是政治的延续，没有想明白这个问题的企业家，根本是没有眼光的企业家。一个国家，只有理顺了经济，才能彻底成功。

而民营企业想推动政治改革，并不是想改变社会体制，而是为了在政治上争取自己的合法权利。

要知道当今社会矛盾的主要是利益分配。虽然从根本上讲，利益分配不均的根源在权力分配上，但是直击要害的风险非常大，在维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也不能直击要害。

但是我们只能从经济上着手，让需要获得利益、或者说希望重新分配利益的人在权力分配上获得发言权，制衡既得利益集团，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最终实现利益与权力的再分配，让最多的人成为既得利益者，最终推动社会的改革。

这次国家推动民营企业和国企公平竞争，力图打造以民营企业为市场主体的经济，从某个方面来说，这种决策必然在未来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

有远见的人都会看到，随着经济政策的改革，当更有活力的民营企业正在逐步在经济中占据更庞大的分量，继续发展下去时，民营企业必然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候，逐步主导中国经济。

在那个时候，市场肯定会倒逼社会改革，逐步解决民营经济所担心的一系列问题。

在经济改革已经推行四十年，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形成的情况下，任何睿智的领导人都不会盲目的采取行动，更不会大刀阔斧的推进改革，只会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推进改革。

国家为什么会这么做？

因为要让民营企业活下去。而且从经济发展规律上讲，中国要想继续前进，也必须要在经济改革中寻找出路。

要知道，2000年后参与全球化的民营企业崛起，带来了中国经济第二次加速腾飞，但现在因为全球贸易战，让依靠海外市场崛起的民营企业损失惨重。

海外市场严重受损，如果不对民营企业进行扶持，那么民营经济将遭遇重创。在贸易战下，我们必须对国内市场深化改革，给民营企业找出生存空间，但与民营经济快速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家经济政策改革严重滞后。

只有打破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利益链条，才能推动中国经济继续发展。

事实上，在这次的四中全会举行时，中国经济已经没有退路了。贸易战让海外市场大批丧失，企业因为严重的高关税，已经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商业来往。

中国经济在遭遇萎缩，需要发展的利益集体不能从外部寻找利益，就会把矛盾转向了内部矛盾。

今年发生的事情足以说明这一切，苹果价格遭遇爆炒，猪肉价格涨破天际，物价通胀水平直线上升，后来连大蒜、生姜、绿豆等等与‘稀缺’占不上边的生活物资都遭到炒作。

这些现象说明，社会上的钱太多了，而且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尤其是房地产作为货币蓄水池的功能被打破之后，为了追逐利益、或者说跑赢印钞机，持有大量资本的投资者会积极寻找出路。

当该字画石头那些该炒的、能炒的炒完了，接下来会怎么样呢？

他们会把目光瞄向十四亿人每天所急需的生活物资，把大米与面粉的价格炒高一倍，只需要两千亿，炒高十倍也只需要五千亿。但对于堰塞湖里的水来说，这点钱就是九牛一毛。

房地产这个货币蓄水池里的水已经溢出来了，如果再不加以疏导，后果不堪设想。

解决办法唯有放宽市场准入，放宽金融垄断，让这些钱能够进入金融行业，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贡献，我们的经济改革已经到了不改不行的危急时刻。

改革是一条充满艰难险阻的道路，但不改革就一定会死。

十年前没有人能想到今天社会可以变成这样，我也没有想到。

十年前是什么时代呢？

是政府与民众因为土地强拆屡次爆发冲突，社会上出现了种种药家鑫李刚事件，医患矛盾严重，随着经济增长的，却是越来越多的社会性事件。

在那个时候流行的中国崩溃论，不止你们相信，就连我也曾深信不疑。

但十年后的今天呢？

造成政府和民众关系紧张的强拆变成了过去式，随着扫黑除恶行动的进行，社会上的不法现象一夜之间销声匿迹，屡次因为污染事件爆发政府信任危急的环境问题，也以极大的力度得到了强效治理，并且言论自由相比之前，政府有着更为宽容的态度。

随着反腐的强力执行，政府机关变得越来越廉洁高效，越来越透明，社会上的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而这一切都是现任领导上台后大力治理的结果。

并且在经济领域，领导人推动一带一路的实行，为民营经济争取到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让民营企业在12年之后依靠海外市场快速发展壮大，出现了华为，腾讯，阿里，大疆等在世界上具有影响力的高科技民营企业。

而在对内国企改革上，持续的供给侧改革，让低效低能的国企逐渐在被合并，并且在逐渐开放国企垄断领域，让更具活力的民营企业加入。

这一切，都说明我们的领导人是个毫无疑问的改革派。

但在很多人眼里，对领导人的印象大多集中于强硬等形象，失去了真实的认知，甚至有人拿任期时间被修改，认为领导人并不是改革派，更不会推动社会主义特色的民主改革。

单拿任期来说，是因为中国没有美国那样的战时特别法案，一旦发生大战，领导人困于任期，到时候将会发生严重问题，这个法案并不是无限期连任，只是和美国战时总统连任的特别战争法案一样，在发生国家严重危机的情况下，授予国家领导人更大的权利。

除此之外，我们误会的更是不止一点半点。

比如12年时的国本之争，现任与薄的矛盾，并不是权利，而是谁当选最高领导人后，将推行的国家经济改革的分歧上。

在经济层面上，薄代表的是国企，或者说是国内经济发展的既得利益者。

不能否认的是，国营企业为国家建设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建国初期，正是众多国营企业，加快了国家工业化进程，打下了现代化的基础，也为随后的经济腾飞创造了条件。正是依靠国家垄断制度，中国在极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了完整的工业体系。

但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不可能长期存在，也不可能长期有效。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国营经济就被证明走不通，更有活力的民营经济才是市场主体，才能为国家发展提供主要动力。随后四十年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正是民营经济第一次解放取得的成果，也是民营经济重要性的直接体现。

中国经济要想继续飞速发展，就得给民营经济第二次解放。

现任领导人明白这个道理，很多人多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并不表示，所有明白这个道理的人都会这么做。

原因很简单，决定行为的不是认识，而是利益。

作为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薄当时并不主张给民营经济松绑，反而认为高度发展的民营经济将破坏中国的基本社会结构，造成社会动荡、价值观沦陷、思想混乱，甚至是更加严重的危害。

按照他的观点，必须严格限制民营经济，国家继续垄断战略性行业。

但薄没有看到的是，中国想到走出去，想要全球化，就必须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缺乏活力的国营企业难以在海外具有市场竞争力，甚至因为政治的问题，会被其他国家采取不公平政策限制。

可中国经济想要继续发展，就必须全球化，这意味着民营经济才是符合经济规律，以及市场需求的绝对选择。

事实也正是如此，当一带一路开始后，走出去的中国民营经济，利用海外市场迅速发展壮大，涉及国外的石油矿山等资源，获得了重要的发展空间，而中国经济也迎来了再一次的黄金发展时期。

经济基础决定国家政策，即只有中国重视海外利益，大力开拓海外市场，才能给民营企业创造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并且让人民币全球化。

现在从经济层面上看，不管是在东南亚、还是在非洲和中东以及欧洲，中国的战略都在为经济发展服务。

更重要的是，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是符合绝大多数中国人民利益的政策，如果以国营企业为主，那么最后只会培养出一个只有少数人受益的特权阶级，这对解决了中国百分之七十以上就业的民营经济不公平，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更不公平。

只有以绝大多数人利益为本的改革，才能在国内得到更加广泛的支持。

任何改革政策，如果不能得到内部支持，必然会遭到失败。

深化改革，已经成了符合中国利益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