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6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的通稿里，有这样一段话非常引人注目：切实把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全面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改进领导经济工作的方式方法，完善担当作为的激励机制。
这是在研究2020年经济工作的时候提出的要求，这意味着“完善担当作为的激励机制”将成为2020年的一项重要任务。
这个面向公务员的新的“激励机制”，可能会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这涉及到中国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三大动力”的问题。想先问读者一个问题：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大动力是什么？其实，这只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而不是更本质性的“三大动力”。或者说，这是“形而下的”（有形的）三大动力，而不是“形而上的”（无形的）三大动力。老百姓消费能力非常关键。如果大家的收入能持续跑赢GDP，跑赢税收和CPI，则“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就根本不是问题，中国经济对出口、投资、房地产的依赖也会降低。事实上，全球主要的发达国家都是靠国内消费拉动经济的。所以中国经济转型的最根本问题，是如何持续增加老百姓收入的问题。企业家，尤其是民企和外企老板的投资信心，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它的标志是：民企和外企在获得利润之后，是否继续扩大再生产。如果扩大再生产的意愿下降，向外转移资金的意愿上升，则说明投资信心下降了，经济就好不了。当然，还有公务员的动力问题，它也非常重要，虽然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原因很简单，中国是强政府、投资型政府，政府掌握巨大的资源，决定着企业的命运，所以公务员的积极性对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至少在十多年前，就有研究中国经济的西方学者提出：中国经济之所以发展迅猛，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地方政府、公务员发展经济的动力非常充沛。回顾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公务员的激励机制发生过几轮大的变化。在夺取政权过程中，激励机制侧重于能力和业绩。建国之后，慢慢侧重于“德”，或者说侧重于政治上的忠诚，并一度强调出身和阶级属性。改革开放之初，由于人才断代，激励机制一度侧重于“年轻+高学历”。改革开放第二个十年之后，激励的重点又回到了业绩上。有研究者把这种模式概括为“官员锦标赛”，其实质是用GDP、财政（税收）收入等非常量化的指标，制定出一套对官员的考核打分制度，并决定其晋升机会。这种“锦标赛”模式影响深远，成为经济起飞的重要助推器。当然也产生了一些问题，比如过分重视GDP和税收，带来环境恶化、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所以，后来又加入了“绿色GDP”，加入了扶贫等考核指标，但根本模式没有变化。为什么最近几年，公务员队伍里一批人的“干事动力”跟不上要求？原因或许是：前些年在相当一些地方，腐败事实上成为官员福利的一部分。随着“八项规定”出台，以及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强，那些带有“陋规”性质的“灰色激励”被取消。于是就出现了所谓的“动力下降”的问题。2018年5月，中央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随后又将不担当、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假作为等顽疾列为整治重点。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则一进步提出“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增强各级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完善担当作为的激励机制。”也就是说，高层希望在保持公务员队伍廉洁的基础上，建立一套新的有效的激励机制。让能干事、敢担当的人获得提拔的机会，得到更大的发展平台。同时，还要保证绝大多数公务员有积极性。改革已经开始。比如国家推行的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就拓宽了公务员晋升渠道。按照2018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公务员“领导职务”层次分为：国家级正职、国家级副职、省部级正职、省部级副职、厅局级正职、厅局级副职、县处级正职、县处级副职、乡科级正职、乡科级副职。
在“领导职务”系列之外设立了“职级层次”：一级巡视员、二级巡视员、一级调研员、二级调研员、三级调研员、四级调研员、一级主任科员、二级主任科员、三级主任科员、四级主任科员、一级科员、二级科员。
此外，官方文件还强调：完善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工资标准调整机制，实施地区附加津贴制度，完善公务员奖金制度，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做好平时激励、专项表彰奖励工作，落实体检、休假等制度。总之，官方希望公务员队伍能充满干事创业的动力、活力。未来“完善担当作为的激励机制”还将出台哪些措施？我们不妨拭目以待。相信2020年会有更大的动作。而要完成中国经济的转型，三大动力都必须激发出来，才能形成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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