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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在香港发生了一件大事，而且是突如其来的大事：香港富豪郑氏家族无偿捐地28万平米助香港建房。
此事一出，立即引爆国内外舆论，都在猜测其背后的深意，并把目光转向香港四大家族。
9月25日，香港四大地产发展商之一的新世界发展执行副主席兼总经理郑志刚宣布，集团未来会捐出300万呎（近28万平方米）的农地给社会，期望纾缓社会房屋问题，对象包括给政府兴建公屋及相关设施、社企或其他慈善团体等，以回馈社会。他强调集团未来需向不同持份者负责，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而非单考虑股东。郑志刚强调说，集团未来需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而非只考虑股东利益。
郑氏家族成为香港首家无偿捐地以解决社会民生问题的企业。
新世界发展所捐土地占其所持有的全部农地面积约18%之多。有人计算，若按照今年香港政府订立的农地补偿回收价1124港元/平方英尺计算，新世界发展捐出土地价值约33.72亿港元。
一石激起千层浪，立即在香港四大家族中引起不同反响。李兆基家族的恒基地产宣布支持政府回收闲置的农地，称乐意与政府磋商，积极协助增加房屋供应，照顾不同阶层的需要。恒基地产指出，过往曾捐地兴建安老院舍、青年宿舍，以及提供单位作过渡性房屋。
郭得胜家族也表示：原则上支持及欢迎特区政府引用《收回土地条例》，收回农地以加快兴建公营房屋。而且，郭家以前也曾对外表示，有意捐赠位于元朗及粉岭农地予政府，以兴建房屋之用，宣称可以兴建3000至4000个单位。
唯李嘉诚没有露面，只有长实发言人低调表示，农地作房屋发展完成需时，可能较长时间才能让有需要人士受惠，会就这方面作出研究。发言人称，一直以来，李嘉诚基金会及长实亦有以捐款方式，直接支持不同的社会公益项目。如此掩头藏尾，跟之前李嘉诚高调登“黄台之瓜”广告和喊话“网开一面”，大相径庭。
香港“四大家族”中除李嘉诚家族外，均已表态支持港府收回闲置农地、兴建公屋。
不知李嘉诚是否与郑、李（兆基）、郭三大家族的举动意见相左，从而未积极响应。
香港“四大家族”开始分化了吗？郑氏家族要替代李嘉诚家族成为香港富豪的领头羊吗？
自今年6月以来，持续了100天的动乱还看不到止息的迹象，整个香港仍在撕裂、暴力和混乱的泥淖中沉沦，被煽动的年轻人、止暴制乱的香港警察、乃至“躺着遭殃”的普通市民承受着最大的伤害，特区政府在进退失据之间以绵薄之力试图扭转局面。
在这个关键且敏感的时刻，郑氏家族大张旗鼓地捐出土地尤其引人瞩目。
郑氏家族作为香港“四大家族”之一，成为香港百日动乱以来首个采取实际行动支持港府民生新政的香港大型地产商。据港媒报道，李兆基家族、郭得胜家族已经有类似的捐地建公屋的举动。其中李兆基家族分别向保良局及博爱捐地，以兴建青年宿舍及长者宿舍，其中位于屯门蓝地的安老院舍，合共提供1405个长者宿位，预料在2020至2021年落成。
至此，香港“四大家族”里除李嘉诚家族外，都以实际行动帮助特区政府解决香港民生问题。人们感兴趣的是此事所引起的香港商界值得注意的变化。
这几个大家族的捐地义举将一个在香港举足轻重的群体-富商们推到了前台，而此前他们在香港局势的演变过程中一直隐逸在背后，作壁上观。
这些个大家族之所以在香港举足轻重，一方面是他们的财富实力。仅以2016年彭博亿万富豪指数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GDP估值计算，香港十大富豪总家产相当于香港GDP的35%，这一占比远超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另一方面是他们的政治影响力。众所周知，很多港商是香港立法会议员，其中还有不少是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可以直通港府，上达中央政府。香港政府由此对他们有所忌惮。正是这一原因，港府为使《逃犯条例》获得通过，剔除了9项涉及商界的罪行。
关于港商之重要，近日林郑撰文《是的，香港未来可期》特别强调商界的态度。她说，香港的商界已经明确表示，“一国两制”的成功实施，是香港能否持续繁荣，成为全球贸易、金融、商业、物流、艺术及文化中心的决定性条件。
显然，在这次反修例运动中，香港富商群体是必须被纳入考量的关键因素之一，但是此前他们却一直被人们忽略了。人们观察到，香港发生动乱以来，这些富商们大多作壁上观，迟迟不表态。甚至有人认为他们实际是这场运动的背后靠山。想想看，他们掌握着香港几乎所有行业，为何他们属下的员工一起涌上街头作乱？为何还闹出罢市这一闹剧？如果他们开始就表明了不支持的态度，他们旗下企业员工敢上街闹事吗？
香港坊间有一句很有分量的话，首富李嘉诚讲的话，或许比特首讲的话更管用，对香港时局走向有更大影响力。问题是，这位首富一直玩弄手腕，立场偏颇。有人指出，正是因为李嘉诚的态度和香港富商的暧昧，港府难免投鼠忌器，放不开手脚。
现在，形势似乎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四大家族中的三大家族公开出面捐地用作公营房屋。外界评论说，这是他们开始关注香港深层次的民生问题，特别是住房问题。
其中的背景是：
随着香港局势发展，广大香港市民除了进一步呼吁止暴制乱，开始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影响香港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住房，正是重中之重。有评论指出，在一般人看来，有房住，有衣穿，有饭吃，正是最基本的人权，是最基本的尊严。香港绝没有理由，一面穿着“全球最有竞争力经济体”等光鲜靓丽的外衣，一面却在住房上露出极为难堪的里子。
在这一背景下，9月13日，最大政团民主建港协进联盟（简称“民建联”）在报刊登全版广告，促请港府引用《收回土地条例》增加中短期土地供应，大量兴建公营房屋，以缩短公屋轮候时间，争取达到“3年上楼”的目标。而此前因公房短缺，公屋申请平均轮候时间达至5.4年，有10万人住在“棺材房”和“房”。这与国际知名大都市格格不入，更与太平山上的豪宅形成鲜明对比。
谁都知道，香港住房问题的症结在于土地。香港不是没有土地，而是政府手里地太少。根据2018年《长远房屋策略》，未来10年，香港公私营房屋新供应比例定为7:3。这一规划比例反映了香港住宅土地市场的私人垄断问题，而垄断土地的正是赫赫有名的四大家族。根据美林报告，截至2019年6月末，香港四大开发商恒基兆业、新鸿基、新世界和长实地产共计持有农地面积约955万平方米。其中，恒基兆业持有426万平方米，新鸿基持有288万平方米，新世界持有157万平方米，长实地产持有84万平方米。
因为私人土地垄断，政府很难获得更多土地。现在，政府手中的短期住宅用地，主要来源是210幅散于全港、被划作不同用途的土地，总面积也只有500公顷，仅及私人发展商已知土地储备的一半。
民建联的建议，无疑为特区政府提出了一条解难题的思路。如果港府援引《收回土地条例》，意味着私有财产与公共利益之间的一次利益平衡。由于《基本法》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外加援引条例常常遭旷日持久的司法攻防，特区政府对于是否引用《收回土地条例》一直犹犹豫豫，举棋不定。
《基本法》105条规定，征用土地的补偿“相当于该财产当时的实际价值”，收回是有偿的。所以，港府为公共利益计，为解决民生计，收回土地是可行之道。这并不违反《基本法》，也有《收回土地条例》可依。《收回土地条例》是香港特区的一项法令，根据其规定，每当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须收回任何土地作公共用途时，行政长官可根据本条例命令收回该土地。香港回归以来，特区政府仅13次引用《收回土地条例》收地建公营房屋。
为此，9月11日，民建联召开记者会，建议香港特区政府引用《收回土地条例》，大量兴建公营房屋，争取3年上楼。民建联还建议，应尽快重启“土地共享先导计划”，主动规划选址，邀请业权人参与；设立“居所租金扣税额”，让租住私楼的纳税人享有扣税额。民建联建议，现时公营房屋的土地缺口庞大，当局就应集中精力规划公营房屋发展项目（如新界区内约110-220公顷的棕地），并以“公共用途”为由引用《收回土地条例》收地，这既合乎民意，亦可将政府所忧虑的司法复核等法律争议风险减至最低。
民建联主席、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李慧琼指出：香港有很多深层次矛盾，其中土地、房屋是众多深层次矛盾的重中之重。香港特区政府须大刀阔斧，破釜沉舟，通过《收回土地条例》兴建公屋，达致“三年上楼”的目标。李慧琼表示，政府过去觅地工作“龟速”，不做改善的话，市民会越来越失望，令民怨积累，也令修例风波演变为较为激烈，她建议不要等待施政报告才公布土地房屋措施，应立即启动工作。①
当民建联以广告式突然出台建议港府援引《收回土地条例》收回土地时，立即受到舆论的高度关注，新世界发展捐出土地的举动就是发生在这一背景下，因而尤其引人瞩目。
对于民建联的建议，港府给予了积极回应。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特区政府认识到，土地房屋是我们香港社会最痛也是最大的民生问题，一定要下大决心把它做好。我们以前曾用《收回土地条例》收回土地，以后会继续用。未来5年陆续开展的项目加起来要收地超过700公顷。除此之外，我们也会积极考察个别农地是否可以用来建设公共房屋，如有需要，就引用条例收地。据悉，10月中旬，行政长官的施政报告会就土地房屋政策提出更具体的方案，解决另一半港人的住房问题。
更深层次的背景是，近期中央政府及港府相继强调解决香港深层次矛盾，似乎透出不寻常的意义。
9月3日，国务院港澳办召开记者会，发言人就香港局势提出三点意见，其中第三点明确表示：“希望大家聚焦香港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根本问题，献计献策，共谋解决之道。次日，新华社刊发《香港修例风波背后的一些社会深层根源》，直指“吹开喧嚣的政治泡沫，修例风波的背后有着一些香港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和问题”，认为“这些经济民生方面的矛盾成因复杂、长期未能解决，积累成巨大的社会问题”，文章提到房价高涨、薪金收入停滞、上升通道狭窄等问题，“担忧向下坠落的‘中产焦虑’在香港尤为突出”。同一天，香港特首林郑在宣布撤回修例后表示将“邀请社会领袖、专家和学者对社会深层次问题进行独立研究和检讨，希望能为社会带来改变”
9月12日中国两大官媒《人民日报》、新华社，同时针对香港深层次矛盾发声。《人民日报》刊文《解决住房问题，香港不能再等了！》，指出：“随着香港局势发展，广大香港市民除了进一步呼吁止暴制乱，更多人开始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影响香港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住房，正是重中之重……文章认为，“增加土地供应已经刻不容缓”，“地产商是时候释放最大善意”，“在住房问题上，香港已错失诸多历史契机，不能再拖延”。
新华社刊文《从解决居住难题入手破解香港社会深层次矛盾》，直截了当地表示“修例风波发展至今，折射出的香港社会深层次矛盾亟待解决，其中最突出、最迫切、最让人诟病的是住房问题，已到了痛定思痛、必须解决的时候了”，“居者有其屋，方能形成社会的稳定力量”，香港基层市民和青年一代“日日辛苦打拼，却难以分享到香港经济发展的红利，实在不合情理，也为社会的动荡埋下了伏笔”。
的确，历史积累下来的高房价病，正在造成香港社会的癌变，已是燃眉之急，是当前香港最突出最亟待解决的民生问题。毕竟，对于普通人来说，经济民生问题多数时候都是排在最优先位置。这是很容易理解的道理，人之一生，都是希望过上美好的生活。
舆论认为，这表明香港社会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已经被中央所重视。有评论指出，这是一个积极的改变，将可能影响到接下来香港局势演变。
以上舆论的出现，也是鉴于香港的历史教训。香港历来奉行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模式，在改善民生方面，港府一直秉承“积极不干预”理念。因而董建华上任之初提出《八万五计划》付诸东流，梁振英提出要加速修建公屋、林郑提出填海造岛的“明日大屿”计划也都草草收场。人们认识到，“积极不干预”这一思路已成负资产，如不能“割爱”，香港民生问题只会越来越大。由政府主导的政策性住房的大量供应，成了破题的关键。所以，欲建立“有效市场”，必要“有为政府”，要有“一只看得见的手”加以干预。现在是时候特区政府果敢出手，积极干预土地市场，增加公共住房用地，解决普通百姓的住房。
令人欣慰的是，港府开始行动了。9月26日，香港地政总署发布公告称，政府将收回784幅私人土地（涉及的面积约68公顷）以及被9个坟墓所占用的土地（涉及的面积约752.8平方米）。公告透露，香港古洞北及粉岭北新发展区全面落成后，将提供合共约71800个房屋单位，其中包括不少公营房屋单位，首批最早可在2026年入伙。
此次以“特惠补偿”方式的土地收回过程中，有不少涉及香港“四大地产家族”地块。
对于此次政府收地，恒基兆业地产表示，港府此次收地涉及恒地所有的近10公顷农地储备。恒地发言人表示，“政府说要收地来建公营房屋，我们是乐意配合的。”本次是集团第一次被政府收地，土地尚未有规划。
新世界方面回应说，在此次香港地政总署收回的748幅、总面积68公顷的土地中，新世界占比微乎其微，只有不到几万平方英尺(几千平方米)的土地储备，新世界将全力配合政府的行动。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政府收地，与日前新世界的无偿捐性质完全不同。
新鸿基地产主席兼董事总经理郭炳联早在9月中上旬就表示，在仙界屯门地区已经有两幅土地被政府收回。同时“郭氏家族”也表明了对政府收地的立场：“愿意配合政府，但计划收回的农地必须是已规划作为公营房屋用途的土地，不应把收回的土地重新拍卖。
郑裕彤家族、李兆基家族、郭得胜家族不仅以捐地以回馈社会，而且积极配合港府收购土地用于公营建房。形势比人强，要么将自己置于众矢之的，要么应历史潮流而上。该三大家族可谓识时务者。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郑、李（兆基）、郭三大家族的举动，再次将李嘉诚凸显在舆论和公众面前。香港四大家族独缺李嘉诚，他似乎成为这一波事关香港民生大事件的局外人。
虽然长实也回应了捐地一事，但显得比较消极。一则不像其他三大家族都是掌门级别宣布，只是发言人表示而已；二则，长实回应蜻蜓点水，只表示将“研究”了事；三则，三大家族都有实际行动，唯独长实缺位。而且，对于此次港府收购土地举动，唯有李嘉诚家族没有表态支持。
李嘉诚为何在这个需要他露脸的时候隐身了？这是“跑路”的节奏吗？
我以为，这其中必有隐情。
首先是李嘉诚对待这次港乱的态度。从8月16日在香港报纸上刊登“黄台之瓜，何堪再摘”之广告，到9月8日在慈山寺与千人祈福时表示，希望执政者能对年轻人网开一面，夹带了太多“私货”。李嘉诚近取譬喻，借用了李贤的“黄台瓜辞”。但是，只要了解这一典故的出处和背景，就应该听得懂其中的味道。李贤的《黄台瓜辞》劝说的对象是武则天，是唐肃宗，而不是大唐的百姓，李嘉诚是在劝告谁？直到他说出“网开一面”，我们突然明白了，他是在劝说执政者，要“以爱之义 止息怒愤”。为此，他还隐晦地说出，“最好的因可成最坏的果”。尤其耐人寻味。
再者，李嘉诚可能不满大陆民众对他的批评。李嘉诚的表现让大陆民众和舆论改变了对他的看法，特别是他的”网开一面”使之成为众矢之的，铺天盖地的批评声接踵而来。中央政法委在微博公众号贴文，批评李嘉诚纵容犯罪，不是为香港着想，而是看着香港滑向深渊。人民日报从根子上炮轰：地产商是时候释放最大善意，而不应只打自己算盘、囤地居奇、赚尽最后一个铜板。什么才是对香港未来负责？什么才是对年轻人“网开一面”？这才是！
李嘉诚虽然改口“宽容不是纵容，不等于可以无视法律”，但心中还是不服的、愤懑的。这可以从他之前对大陆舆论的公开回复可见一斑。他有些愤怒地说，不要用那些空洞的道德来衡量我，大家不要把我神化，也不要把我妖魔化。他说，我是一个商人，希望大家不要给我戴上什么帽子，无论高的，还是矮的，我都不想有。因为我不是道德家、教育家、更不是什么阴谋家、政治家，我仅仅就是一个商人而已。在这里，他的确像特朗普，以一个商人的角度为其选择作辩护，他说他在大陆的投资，他与官方的合作是互惠互利，各自都“获得了巨大的回报，这本质上依旧是一门生意”。可是，他过去一直挂在口边的“爱国情怀”哪里去了？
按照李嘉诚自己的说法，他是一个商人，作为商人，他有强烈的逐利性。他和几大家族垄断了香港最大的资源-房地产业，将香港的房价炒到天上，“压垮”了一群人，赚的盆满钵满，自己却把资本大量转移到英国，还加入英国国籍，留给香港的是一地鸡毛。他的广告里的“爱国、爱港”哪里去了？
最近，新加坡副总理王瑞杰针对“愤怒的青年”现象，在谈到新加坡的经验时，提出有良知的资本主义（conscious capitalism），呼吁商业领袖和企业发挥更大的作用，承担更大的责任。这难道不适合我们这位李大人吗？
①文中关于香港民建联的有关建议内容引自搜狐网2019年9月14日文章：“解决住房问题,香港不能再等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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