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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伟人曾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是切中要害的论断。就香港问题而言，“一国两制”的制度确定了，作为香港宪政基础的《基本法》颁布了，香港能否治理得好，关键的因素就是香港特区政府、特别是行政长官。行政长官的政治眼光、治理能力、政治领导力和号召力，对于能否凝聚香港爱国爱港正能量，稳定香港社会，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具有决定性作用。
香港回归22年发生一系列风波、动乱，一直处于动荡之中，有很多深层次原因，其中关键一条，就是缺乏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直白地说，我们在香港一直没有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新华裔不怀疑，历届行政长官及其执政团队的爱国爱港之心，也不怀疑他们致力于香港发展的努力，但从香港回归22年发生的一系列乱象、一系列撕裂社会的现象来看，他们的领导软弱无力，遇事就往后退，缺乏责任担当，以至于积重难返，造成今天港独猖獗、暴力乱港的局面。
显然，关键的问题出在我们至今没有在香港建立起一个既爱国爱港，又在政治上强有力的政府，没有出现一个具有政治家风范的行政长官。香港特区政府的治理能力令人忧虑，令人失望！
从现任行政长官的表现来看，动乱发生后，一直犹豫不决，一直妥协退让，直至宣布撤回“修例”，更令人惊讶的是，居然按照乱港者要求，特别邀请5名外国专家组成一个名为“国际专家小组”，针对港警执法活动进行独立调查。
这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岂不是自伤其臂膀！
目前香港动乱持续至今，上升成为暴力，警务人员站在抗暴、止暴第一线，承受着巨大压力。他们经常在执法过程中受到极端示威者的攻击和私下袭击，不法分子甚至在网络起底人肉警察及其家人。港府不去查处这些暴徒，反而针对港警进行调查，且不让人寒心！
不仅如此，特区政府此举让外界感觉其一切为了堵西方舆论之嘴的软弱脊梁，也暴露了其亲睐西方、相信西方（所谓专家、专业）的立场，根本不敢得罪西方。
近日有一位美籍人士深入考察港乱后，在美媒上撰文“未来治港若干建言，写在离开香港之前”，怒批港独等激进势力的暴力犯罪，高度赞扬港警执法。文章指出：
警队是当前香港唯一可靠的建制力量，也是止暴制乱、恢复秩序的最主要抓手，其它不少建制力量在这次事件中要么软弱，要么摇摆，要么投机，唯有警队一直拖着疲惫之躯、身冒石矢顶在前线，承受着极大精神和工作压力却越战越勇。所以，即便是警队在执法过程中存在极少数争议，也应该考虑到他们面临的执法环境，不宜成立专门针对警队的调查机构，不能让这些香港法治与秩序的最坚定维护者，“一国两制”的最坚定捍卫者流汗流血又流泪。
面对暴力不断升级的局面，港府至今不敢宣布实施“紧急法”，采取断然措施，止暴制乱。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现在的港府已经无力止暴制乱、恢复秩序，事实上已经跛脚。
现任特首并不是第一个软弱无力的。香港回归以来，又有哪个特首不是如此？迄今为止，没有哪一位特首的施政获得赞许，他们几乎都没有善始善终。
香港历任行政长官都在三件关键事情上挺不起腰感，而栽了跟头。
一件事是“23条立法”。本来第一任行政长官手里就有可能实现这一“反颠覆条款”的立法，有关23条立法的《国家安全(立法条文)条例草案》2003已经提交到立法会，进入二读。但是一遇到反对派的反对和游行示威就认怂了，不仅无限期搁置《草案》，而且让全力推动23条立法的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做了“替罪羊”。《基本法》第23条从此被妖魔化。此事一发不可收拾，香港再无宁日。在随后的16年里，有关23条立法的争议一直缠绕着香港政界、司法界、乃至于整个社会，波及每一届政府的施政、每一次选举，以至每一个重大政治讨论。反23条立法运动，最后发展成港独潮流，成为2014年“占中”、2016年旺角暴乱和目前“反送中”动乱的根源。
此后的几届特区政府对此噤若寒蝉，唯恐躲之不及。23条立法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在没有摆上特区政府的议事日程，也没有提出时间表。
因为没有“反颠覆”法律，才有了现在的乱局。试问：如果基本法23条立法，还有人敢冒犯法律举着外国国旗搞暴乱吗？港独分子敢明目张胆地煽动香港独立、分裂国家吗？境外势力敢明目张胆地与港毒组织相勾结，或者香港反对派（组织）敢公开与境外势力勾肩搭背，共谋港乱吗？
第二件事是国民教育。英国殖民香港时就通过殖民教育培养亲西方的“小英国人”，作为忠实的执行者或代理人。香港回归后，众人皆知香港通识教材中有浓厚的“亲西仇中”因子，这涉及培养什么样的人的大事。有识之士一直呼吁改革这一套殖民教育体系，中央也要求实施国民教育，但让人疑惑的是，港府教育部门居然毫无作为，一直毫无进展。在国民教育推行过程中，港府浅尝辄止，遇到阻力就退却，导致回归二十多年来，整个香港的教育系统还在回归前的殖民教育框架体系运行。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下培养出来的学生，怎么可能有中国国家认同？怎么可能会建立中国人身份认知？
更让人惊诧的是，掌控香港教育界的不是特区政府，而是具有反对党角色的教协。但凡涉及教育改革、推进国民教育，港府都要看教协的脸色。就是这个教协，将国民教育妖魔化，带头反对、阻止国民教育，支持制作“占中”教材、纵容“港独”标语风波冲击香港的大学校园，甚至教唆、煽动青年学生闹事，主使教职员工上街声援。有人尖锐指出，是教协在香港年轻人的心里下毒。
但是，港府竟然还能容忍这种分离主义教育盛行，竟然能够容忍教协这种毒害青年学生的罪恶行径！
第三件事情是节制资本。就香港的问题而言，就是反房地产垄断。即使在西方国家，也是要节制资本的，也是要反垄断的。但是在香港从未见过那位行政长官的施政报告里提及这个问题。我们不怀疑几位行政长官的施政抱负，但正如有人指出的，他们都眼高手低，碰到问题就缩头，施政总是虎头蛇尾。
第一任特首曾雄心勃勃地提出“八万五”政策，推动住宅供应新政，但是在香港财团的打压下半途而废。后几任也都一度展现了解决香港住房问题的决心，最后都面对阻力步步退却，无疾而终。
香港经济的问题在于资本垄断，四大英资财团（太古、汇丰、怡和、嘉道理）和（港资）四大家族（李嘉诚、李兆基、郑裕彤、郭得胜）控制了香港的经济命脉，垄断了香港的房地产业，这是导致香港贫富悬殊、民生困境的根源，也是推动房价高涨、制造蝼蚁的罪魁祸首。由于这些财团的控制，在涉及国计民生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历任行政长官步步退却，举步维艰。
不论是政治上议题如23条立法或全国人大对《基本法》释法，还是经济议题增加政府保障性住房，都会明里遭到反对派的示威和暗里遭到及大财团打压，以至于回归22年之久，香港几任行政长官毫无建树，只能维持而已。
行政长官及特区政府之所以硬不起来，大体有如下原因：
一是他们亲西方的执政理念和立场。他们基本上都是港英政府培养出来的精英，信奉西方价值观和施政理念，一碰到跟“民主”或者资本相关的问题，要么心底里认同，要么就退缩。他们看重西方舆论偏好，每次动乱，他们的精力都花在应付西方舆论上；甚至看西方脸色行事，这次特区政府特聘外过专家组成国际调查小组就是典型的一例。还有，特区政府每次启动23条立法，都要派要员赴英国做解释工作。
二是他们政治上的软弱。由于长期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生活，更由于他们是按照西方模子教化出来的，对自由资本主义存在深度迷思，不仅理念上亲西方，而且性格上的奴性，使之遇到有争议的问题，不敢理直气壮地发声，在关系国家主权与安全重大问题上，挺不起民族脊梁，硬不起腰杆，反而在内外敌对势力威胁下一退再退。
三是他们身陷利益结构。他们、包括香港建制派的整体，跟英国和在港资本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身陷各种利益结构之中，不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有“小辫子”被人捏在手中——这从很多被曝光的“丑闻”中可见一斑，由此产生自保的本能和自私。因此，但凡遇到重大事情，自己就直不起腰杆，说不出硬话，根本不敢硬碰硬。
正因为如此，不少人怀疑，仅仅依靠香港自身和现有建制力量，能否止暴制乱、恢复秩序，能否完成香港所需要的刀刃向内的改革，所以迫切希望中央在“一国两制”原则下，加大对香港改革和港府施政的介入性支持。而这并不违反《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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