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的七月，是在骄阳和汗水中度过的。可在35年前的1984年7月28日，几个英国人却不顾午后的酷热和被汗水浸湿的衬衣，围在钓鱼台国宾馆住处旁的大树下小声地争论着什么。夸张的肢体语言和极力压低的音量都在说明他们的心情如天气一般——焦灼。这些极度耐热的英国人是来参加中英香港回归问题谈判的代表团。为首的是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Jeffrey Howe），还有前谈判首席代表、英国外事顾问柯利达（Percy Cradock），时任港督尤德（Edward Youde）等一众英国高官。就在午饭的时候，柯利达刚同中方首席谈判代表周南吃过午饭。饭局上，周南告诉他，当前的问题在两天后的中方高层会议前要有结论，否则可能会影响最终的谈判结果。周南所说的问题，是四月中方提出需要在香港回归前进驻一个联合小组以协调过渡期的问题，而英方觉得这是在回归前“共管”，坚决不同意。双方你来我往，僵持了3个多月。柯利达号称“中国通”，以他之前的谈判经验和对周南的了解，他意识到如果问题再得不到解决，中方就要收回之前的方案。谈判已经在破裂的边缘。于是，他马不停蹄地跑到杰弗里.豪的住处，将中方的态度做了汇报。杰弗里.豪的第一反应却是：“不要在屋子里谈，到外边大树底下谈。”[1]于是，才出现了开头的画面。焦灼的1984年7月只是中英双方关于香港回归问题无数次交手中的一个回合。香港回归，是绵亘在中英高层、香港华商、普通百姓间一个漫长而又急切的政治、民族、情怀、利益、生计的大事。围绕这个主题，是各方在谈判桌旁、社会、经济、市场和心底长达十几年的博弈和抉择。谈判前，英国人踌躇满志，并没有躲在住所外烈日灼心的思想准备。即便在1979年时任港督麦理浩借机“探口风”询问新界“租期”能否延长被邓公明确回绝，他们仍不以为然。一剂强心剂是1982年4月到6月间的马岛海战，“铁娘子”撒切尔夫人不顾反对，下令决战千里之外，并获得全胜。因此，她对处理这种海外殖民地的信心到达顶点。三个月后，撒切夫人首次访华。趾高气扬的英国首相下榻钓鱼台国宾馆，被安排进了12号楼——一栋有着漂亮蓝色琉璃瓦的别墅。没想到这竟引起了撒切尔夫人的不满，因为她住的不是黄色琉璃瓦覆顶的18号“总统楼”。直到工作人员带她看了正在大修的18号楼，她的情绪才稍稍平复，原来这不是一个下马威[2]。关于这次会谈的主题香港问题，分歧很明显。此前中方多次通过不同渠道传递出明确的态度：1997年必须收回包括新界、九龙和香港岛的全部主权，实行一国两制。但撒切尔夫人仍认为与清政府签订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仍然有效，只希望延长租期。当然，最差情况下就是给予中国名义上的主权。有了马岛的经验，撒切尔夫人“她摆开一种好斗的和不合作的姿态来处理香港问题。”[3]9 月24 日，撒切尔夫人在人民大会堂与邓公正式见面。在经过以川菜为话题的简短寒暄后，会谈进入正题。由于了解中方此前对主权的立场，撒切尔夫人换了种策略，从侧面略带威胁地说：“要保持香港的繁荣，就必须由英国来管治。如果中国宣布收回香港，就会给香港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和后果。”当然，逻辑上一定要与中国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她表示：中国如果要搞现代化，就离不开香港；而要保持香港的繁荣，就离不开英国的管治。邓公听罢，毫不犹豫地强调：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的余地。“如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8 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香港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都是李鸿章！不迟于一两年时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这个决策。”对于撒切尔夫人“灾难性后果”的威胁，邓公更是毫不含糊，严肃指出：“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末了，他还加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们还考虑了我们不愿意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15 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怎么办？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会谈比原定时间超出了50分钟。撒切尔夫人遇到了强大的对手，她明白“另作考虑”的深意。当她走出人民大会堂，虽然仍然面带招牌式的笑容，但显得心事重重。当走到倒数第二级台阶时，她忽然一脚踩空，向前栽倒，跪在了地上，精致的手袋也甩出几米远。幸好有在旁的安保人员及时搀扶，她才快速站起穿好鞋，钻进了等待她的红旗车里。
国内对撒切尔摔下台阶一无所知，民众看到的只有撒切尔夫人款款走下台阶，坐在车后座，隔着玻璃挥手致意的画面。原因是邓公指示：“这些事（摔倒）不要报道。”[4]反倒是在外媒和港媒的反复渲染下，让撒切尔夫人的中国之行显得狼狈不堪。英媒更是用了“kowtow”一词，意思跟发音一样——叩头。让撒切尔尴尬的，远不止“叩头”这一件事。在拜会邓公的第二天，她来到上海，出席江南造船厂为香港环球航运集团建造的第二艘27000吨散装货轮“世谊”号的下水仪式。作为贵宾，撒切尔夫人为新船举行掷瓶礼。她手牵红线，将绑在上面的香槟掷向船头。瓶子若碎，中国传统解释为岁岁平安，西方则寓意船身坚固。瓶子在空中划出优美弧线，撞在船头，却完整地落在地面。正当撒切尔夫人不知所措的时候，一位中国工人二话不说，捡起瓶子往船身一扔，啪的一声，瓶子粉碎。人群随即发出欢呼声，撒切尔夫人也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昨天的会谈，台阶上的跌到，以及刚才未碎的瓶子和中国工人的果断，这位不可一世的英国首相应该想到了更多。邀请撒切尔参加掷瓶礼的是“世谊”号船主包玉刚。彼时，他已问鼎世界船王4年。他和550万香港人一样，在香港这艘大船上，面对着历史的岔路口。而富豪，比普通人更加关注历史的进程。1980年，包玉刚的环球航运集团达到巅峰，船数达到200多艘，总吨位达2000万吨。但在几年前，他就已经意识到航运的周期性和瓶颈，决定弃舟登陆。1978年，包玉刚盯上了隶属怡和洋行的九龙仓。1980年6月，他奇迹般地在三天内调集了22亿港元逆袭怡和，从而接管了这个当时香港最大的货运港，正式登陆。在这场股权争夺战中，一位小包玉刚10岁的小弟也起到了关键作用，他叫李嘉诚。与船王不同，早年靠塑料花起家的李嘉诚早早就介入了香港地产业。1978年，嗅觉敏感的他也看上了九龙仓，并暗地里购买了2000万股。包玉刚得知后，主动约见李嘉诚，第二天，李嘉诚就把股份悉数卖给了包玉刚。由此，包玉刚成为大股东，并得以进入董事会。包玉刚投桃报李，把李嘉诚引荐给汇丰的大班沈弼，正是后者，帮助李嘉诚以6亿3千万港元的超低价控制了英资四大洋行之一的和记黄埔。在这一重磅协议达成的五天后，李嘉诚受邀来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一向穿西服的他，特意赶制了一套中山装。激动之余，他在想：“我能为国家做些什么？”
与李嘉诚一同受邀观礼的，还有他的前辈霍英东。之所以说是前辈，不仅是霍英东比李嘉诚年长5岁，还因为霍英东比李嘉诚更早涉足地产行业，李嘉诚还在摸索的“卖楼花”和“售楼说明书”就是霍英东的发明。早在1966年和1977年，霍英东就已经两次来京，并见到了邓公。观礼的三个月后，中国宣布改革开放。消息一出，霍英东便联合何贤、何鸿燊、马万祺等人投资4000万港币，建设了中山温泉酒店。这是中国第一个外商投资项目。同年，霍英东和彭国珍联合投资6000多万港币的广州白天鹅酒店动工。这座32层、100米高的酒店，成为当时中国最高的建筑，也刷新了国人对豪华的认知。1981年，包玉刚也几经周折，带着他的1000万元支票，见到了邓公。这笔钱，是用来建设兆龙饭店的。兆龙，是包玉刚父亲的名字。为了这个资本家的名字，饭店的事拖了一年多。后来，是邓公拍板，同意命名，并亲自题字，出席剪彩仪式。当然，与中英双方高层有着良好私人关系的船王，还有着更重要的作用。在撒切尔夫人与邓公会谈的当天下午，包玉刚就面见了邓公。两天后，他随撒切尔夫人南下香港，并单独会面，又将中方的立场完整地传递给了撒切尔夫人。他成为了双方非官方的传声筒。只有一直在苦苦思索能为国家做些什么的李嘉诚没有太大行动。他在等，等那只靴子落地。谈判还在艰难地推进着。期间中英双方就主权、中央和特区政府关系、驻军等问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谈判，甚至连“主权的移交”之前用a还是用the都需要反复争论[1]。很多时候，连续几个月争执不下，毫无进展。到了酷热难耐的1984年7月28日，谈判已经进行了19轮。距离邓公定下两年时间完成谈判的最后期限只剩下两个月了。柯利达后来回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中有许多转折点，这个7月是最煎熬的时刻。他的判断很准，中方已经做好了谈判破裂的准备。杰弗里.豪与柯利达的看法一致，多轮谈判让他看到了中方的底线和执行力，他不想再拖了。但尤德坚持认为，仍应该“极限施压”，不能成立联合小组。争论无果，杰弗里.豪决定请示首相。在诸事不顺的第一次访华后，撒切尔夫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不甘心将“东方明珠”拱手相让。她听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声音，知道中国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她仍认为，香港对于内地的四化和经济建设的作用举足轻重。进一步，如果香港经济崩溃，是不是会迫使中国政府在主权问题上让步？于是，在第四轮谈判结束后，英方故意放出风去说，谈判破裂了，散布“香港前途不明”的论调，结果造成了1983年9月24日的“黑色星期六”[5]：美元兑港元的汇率从1：8.12猛跌至历史最低的1：9.7，个别银行一度叫价至1：10。恒生指数跌至700点。民众开始疯狂抛售港币，买入美元和黄金，疯狂抢购商品和物资，物价开始飞涨，市场一片混乱。香港变得人心惶惶。英国政府甚至有人说，如果中方不改变在香港谈判方面的态度，这种趋势还会继续发展。中国政府冷静分析了态势，认为香港长期在英国治下，有更加深厚的英国利益，采取了“你搞你的，我们不为所动”的方针。不出中方所料，在10月香港股市即将崩盘之际，在港英资纷纷抗议，英国政府不得不宣布港元与美元挂钩，稳住了汇率和金融市场。撒切尔夫人眼见经济牌打不成，才在1983年10月表示“可以在中国建议的基础上探讨香港的持久性安排”，在主权、治权问题上做出妥协。论打牌，英国人忘了中国有一位有桥牌大师。英国政府用尽了政治、经济甚至所谓的“民意”牌，都被中方一一化解，预期也因此一步步降低。当接到杰弗里.豪的请示的时候，撒切尔夫人清楚地意识到如果不接受之前中方有关联合小组改名、进驻和退出时间上的善意让步，谈判肯定破裂。于是，铁娘子“同意了这项妥协”[6]。 扫清了最后一大障碍，谈判如周南所说“轻舟已过万重山”。1984年9月18日，中英双方就香港回归的全部问题达成协议，26日，草签协议。三个月后，撒切尔夫人第二次来到中国，这一次，她是来签协议的。陪同她的杰弗里.豪甚至又走到了7月28日让他“大伤脑筋”的大树下，回顾瞻仰了一番[1]。1984年12月19日下午5时30分，经过了22轮的坚苦谈判，《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正式签字。香港，将在14年后回归祖国怀抱。1984年1月，中英香港问题谈判正在焦灼状态，邓公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南巡。当他来到深圳文锦渡口岸，登上了一座很矮的灰色边防小楼。透过简陋的窗子，陪同人员指着前方介绍说，那边就是香港。邓公远远眺望，默默地看着没有说一句话[6]。对岸的国际化大都市，就是当时经济特区的标杆。两天后，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下榻霍英东的中山温泉宾馆，并登上宾馆北面的罗三妹山。下山时，随行人员担心他身体吃不消，建议原路返回。邓公手一摆，一语双关：“不走回头路”。当晚，他会见霍英东、马万祺等人时说：办特区的路子看来走对了。霍英东松了一口气，他再也不用通过首都机场的裸女壁画来判断政策的走向了。包玉刚仍在北京和香港间往返，仅1981到1984四年间，包玉刚就七见邓公，许多信息，就是通过他在传递。当然，他的登陆进程也没耽搁，而且开始向金融领域渗透。1983年英方打出的经济牌，让许多英资也萌生退意。包玉刚趁此时机着手收购英资四大洋行之一的会德丰，并在两年后完成收购，成为继李嘉诚之后入主四大洋行的第二个华人。此时的香港地产业也由于前路的迷茫和经济动荡跌入冰点，许多公司入不敷出，纷纷破产。55岁的李嘉诚出手了，对象仍不是祖国。他逆势而为，借助旗下和记黄埔和长江实业大举收购香港土地，进行屋村建设，包括占地19公顷的黄埔花园、从华润接下来的嘉湖山庄以及较小的红勘鹤园、汇景花园等等地产项目。为了低价拿到黄埔花园地块，李嘉诚甚至有意把与港府的谈判拖延至1983年[7]。精明如此，自然也想到了退路，也是在1983年，李嘉诚移民加拿大，并很快取得了加拿大国籍。一年后，当撒切尔夫人和中国领导人在联合声明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时，一切尘埃落定。为保证平稳过渡、防止英方在回归前超售土地，联合声明附件三中的第四段规定：政府每年批准出售的土地不得超过50公顷。限制供应和明确的前景开启了香港楼市长达13年的大牛市。赚得体钵满盈的，自然是逆势储备的李嘉诚，也包括从中嗅到商机加紧拿地开发的新世界郑裕彤、新鸿基郭得胜和恒基兆业的李兆基。当然，船王家族财富也凭借九龙仓等地产储备而进一步向上跃迁。参加国庆35周年观礼的霍英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看着眼前驶过的滚滚铁流，眼泪哗哗往下淌[8]。当其他人还在香港绞尽脑汁拿地开发之时，他却带着儿子辗转3天时间，来到了广州最南端的南沙岛。他打算把自己家乡的这个小岛建设成“香港”式现代化的滨海城市，这是他的“南沙梦”。 1986年，李嘉诚和庄世平捐资兴办汕头大学。当面见邓公并得到赞许后，李嘉诚表示在他的有生之年，将继续支持内地的教育和卫生事业。只是，以“不赚最后一个铜板，也不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为座右铭的李嘉诚，仍在徘徊。他的投资重心，仍未涉足内地，却开始从香港转移到了欧洲和北美，投资了一系列能源和通信项目，成为商学院的经典案例。楼市的持续火爆，让普通香港百姓都在慌乱中登上了地产这辆大车。人们奋斗的目标，迅速转移到买房置业上。房价不破，成为了他们坚定的信念，也成就了那些奔入地产业的大家族。时间很快进入90年代。虽然英国人仍不甘心，不断制造诸如修建新机场和政改方案之类的不稳定因素，但回归已经板上钉钉。香港的前路在哪里，豪族已经给出了答案。1991年，包玉刚辞世。扶灵的队伍规格空前，周南、撒切尔夫人的丈夫丹尼斯走在最前列，后面是李嘉诚和邵逸夫。一年前，李嘉诚就已经接过了前辈们的班，成为受内地欢迎的香港华商代表，并第二次受到邓公接见。会谈中谈到了香港的稳定问题，李嘉诚表示自己的公司会加大对香港的投资，自己的事业“正如一颗大树，根扎在香港。”然而，真正让他的大树枝繁叶茂的，是内地。1992年，那是一个春天。邓公再次来到深圳，他站在皇岗口岸大桥上远眺香港。八年过去，深圳的发展已经举世瞩目。距离香港回归的日子也越来越近了，老人心境与八年前大不相同。这次南巡，他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鼓励改革创新。在珠海，他说：“谁反对改革，就让谁睡觉去好了。”李嘉诚终于开始行动了。他匆匆停掉日本项目，迅速投资内地，并为此让跟随自己9年的和黄功臣马世民提前退休，只因马世民反对投资内地。1993年，李嘉诚旗下和记黄埔获准入股深圳盐田港，持有70%的股份，和盐田港一起共同投入60亿元建设集装箱码头。这是当年内地最大的外资引进项目。同时，李嘉诚签下了位于北京东长安街1号、占地10万平方米商业建筑群“东方广场”。为了赶上改革的春风，李嘉诚给公司人事提出要求：以后招人必须懂普通话。闻风而来的郑裕彤、郭得胜和李兆基们，也开始加速投资内地大中城市的热门地块，一如十年前投资香港一般。随后的日子里，改革开放遍地开花，内地经济一路飙涨，他们的资产也开始一飞冲天，成为了香港的四大家族。而此时的霍英东，正带着家人在荒僻的南沙耕耘。1993年，霍英东集团与南沙当地政府合资成立大型综合性开发型企业——广州南沙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不同于其他地方的招商引资，从修桥铺路到相应的港口配套，都是由霍英东投资数十亿元建设。外界的喧嚣和地产的腾飞，在当时似乎都与霍英东无关。1996年，第三期《资本》杂志公布香港华人富豪榜，李嘉诚三家上市公司总市值3250亿港元，占全港上市公司总市值的13.7%，居华人财团榜首。1990年李嘉诚见到邓公时，曾发出邀请：“希望你能够到香港来看一看。”邓公答道：“我活到一九九七年，就是要等到在中国收回香港之后，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1997年6月30日，香港主权交接仪式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中英双方十多年的交锋，到最后一秒也未停止。仅就在7月1日0时0分是否升起中国国旗这一项上，双方就进行了16轮谈判。最终，英方还是妥协了。 23时59分，英国国旗和香港旗在英国国歌乐曲声中缓缓降落。会场一侧的英国人和查尔斯王子一起看完降旗的全过程。他们表情异常肃穆，如同看着一个行将就木的人走完生命的尽头。从这一刻起，随着米字旗的消失，香港的殖民时代宣告彻底终结。1997年7月1日0时0分0秒，《义勇军进行曲》响彻维多利亚港，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香港，终于回归祖国。焦灼和艰难的谈判，意志和国力的较量，经济和市场的波动，个人的抉择和沉浮，都已成为过往。而所有的过往，不过是为我们照亮未来的路。[1]张春生、许煜，《周南解密港澳回归——中英及中葡谈判台前幕后》，新华出版社，2013。[2]上海纪实《档案》：香港谈判：撒切尔访华秘闻，2015。[3] Percy Cradock，“Experiences of China”，John Murray，1994。[4]张宝忠，《跟随邓小平四十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5] 央视网，《中英香港问题谈判始末》，2013。[6] 王永志、张量，《邓小平之女邓榕：“父亲一定会为香港骄傲”》，中新社，2007。[7] 陈美华、辛磊，《李嘉诚全传》，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8] 冷夏，《时局的生意：霍英东自述》，凤凰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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