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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李光满

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2019年1月12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马骏在第十届中国经济前瞻论坛国企改革分论坛发言中说，“十九大提出来要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这改变了过去提的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说法。”马骏还说，“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说法并不准确，中国已不再提。中国将从管资本入手，加强监管改革，在资本层面通过优化布局、结构调整、战略重组等手段实现做强做优做大。”“十九大提出的要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述，它改变了过去提的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的说法。”“我们不再提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为什么不提呢？并不是说这句话错了，而是它不准确。从全局的角度来看，讲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更加准确。”“国家是依靠资本而不是依靠企业来发挥国有经济的作用的。管资本为主的这条路实际上跟市场经济是相通的，这条路能走得通，实践也会证明这是一条光明大道。”

马骏在发言中反复说，不再提“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说这句话不准确，只有将“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才是准确的，如果按马骏的说法，今后不再“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是否意味着国家开始放弃国有企业而转向只是“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特别是随着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大力推进，国有企业的前景似乎蒙上了一层阴影，未来国有资本将超越和取代国有企业？果真如此吗？

习近平2017年10月18日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战略性重组，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马骏据此将“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与“做强优优做大国有企业”割裂甚至对立起来，认为中央政策已经做出重大调整，“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的提法已经取代了“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提法，今后将不再提“做强优优做大国有企业”。这种对“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做强优优做大国有企业”的理解是否正确？

十九大之后的2018年9月27日，习近平视察中国石油辽阳石化公司时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国有企业要继续做强做优做大，那种不要国有企业、搞小国有企业的说法、论调都是错误的、片面的。我们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点毫不动摇。任何怀疑、唱衰国有企业的思想和言论都是错误的。”这是十九大召开近一年后，习近平提到“国有企业要继续做强做优做大”，并不是像马骏说的中国不再提“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既如此，马骏作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所长的身份说“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是片面的和不准确的，要被“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取代又是什么意思呢？

此前的2016年7月4日，习近平对全国国企改革座谈会做出重要指示：“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2016年10月，习近平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必须不断发展壮大，这个问题应该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一些人制造了不少针对国有企业的奇谈怪论，大谈“国有企业垄断论”，宣扬“国有企业与民争利”，“国企是不堪的存在”，鼓吹“私有化”、“去国有化”、“去主导化”，操弄所谓“国进民退”、“民进国退”的话题。特别是各种敌对势力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重点拿国有企业说事，恶意攻击、抹黑国有企业，宣扬“国企不破，中国不立”，声称“肢解”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最佳方式。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些人很清楚国有企业对我们党执政、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性，想搞乱人心、釜底抽薪。而我们有的同志也对这个问题看不清楚、想不明白，接受了一些模糊的、似是而非的甚至错误的观念。我们要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决不能认为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所有制问题，或者只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那就太天真了！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我国国有企业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国防建设、民生改善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功勋卓著，功不可没。如果把国有企业搞小了、搞垮了、搞没了，公有制主体地位、国有经济主导作用还怎么坚持？工人阶级领导地位还怎么坚持？共同富裕还怎么实现？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还怎么巩固？我们一定要想清楚，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想清楚，国有企业广大党员、干部、职工要想清楚，不能稀里糊涂跟着喊口号，更不能中别人的圈套！

可见无论在十九大之前还是在十九大之后，中央都是一如继往地提“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并没有因为提出了“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之后就不再提“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我认为，将“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与“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对立起来，或者用“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取代“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观点是错误的，是对中央精神的曲解。

一是仅仅提“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而不提“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将使我国经济继续脱实向虚。“国有资本”与“国有企业”虽然都是国有，但其形式和本质都不同，一个是虚，一个是实，“国有资本”讲的是国有股权投资，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资本和金融行为，而“国有企业”则是实体经济，是保持公有制经济制度的基础，仅有国有资本而没有国有企业，或者仅仅“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而不“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宪法中提到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就失去了根基，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经验证明，是实体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使中国经济日益强大，而不是马骏所说“国家是依靠资本而不是依靠企业来发挥国有经济的作用的”，企业是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载体、细胞和根基，资本只是补充手段，我们不能舍本逐末。这些年正是因为资本市场过度膨胀，才使得中国经济脱实向虚，实体经济和实体企业的发展遭遇困境，连房地产业都因为过度资本化而成为了金融工具。资本市场过度膨胀正是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毒瘤，现在马骏用“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取代“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其后果不堪设想。

二是建设一批有影响力、控制力、带动力、保值增值的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苏联解体及苏联经济崩溃给我们留下的深刻教训就是必须确保强大的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唯有如此，才能抵御国际政治、金融强大风暴的袭击。仅仅依靠国有资本投资而不是做强做优做大企业，国家最终会失去对国民经济的的控制力，拉丁美洲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始终无法摆脱发达国家政治奴役和经济掠夺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按照西方自由经济思想理论，实行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完全放弃国家对实体经济的控制，任凭美国等发达国家收购、经营、垄断国家经济命脉，无论在普通民生领域还是在重要战略产业领域完全放任外国资本进入，结果是拉美国家始终遭受发达国家的周期性洗劫，始终无法走出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关键产业和重要领域如果没有国有企业这个定海神针，国家就无法引导和控制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就无法摆脱受发达国家压迫和奴役的命运。

三是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经验都告诉我们，没有一个国家是依靠资本运作而不是靠实体企业实现经济起步和腾飞的，美国、日本、欧洲、韩国的经济之所以具有强大力量是因为他们都拥有一批强大的实体企业，而不是因为他们拥有一批强大的资本投资公司，他们都是靠几家或几十家规模庞大的跨国企业称雄世界的。在2008年爆发的危机中最先受到冲击并倒下的是几大投资银行，而且这些投资银行也是造成次贷危机的重要推手，美国政府最终注资救的并不是投资银行而是像通用汽车这样关系到国家根本的企业巨头。中国一些经济学家往往喜欢学习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糟粕，对金融衍生品、虚拟资本等东西学得很快，而不是学习发达国家扎扎实实经营实体企业和品牌的精神，而是大力推进房地产金融化、大搞上市企业高杆杠融资、大比例股份质押等毒化经济的做法，使中国经济长期陷入实体企业难以创新、难以发展、难以超越的困境。

四是要掌握关键技术和产品定价权，要研制打破发达国家垄断的大国重器，必须依靠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而不仅仅是依靠国有资本，中国在核电、航空航天、高铁、电网、超算、导航、军工、能源等基础和关键领域能够取得关键技术的重大突破，能够打破发达国家的封锁和禁运，主要依靠的是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引领和带动，没有企业作为发展载体，而仅仅靠资本和金融运作，整个国民经济最终会陷入资本空转状态。实体企业理应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中心，资本是为实体企业的经营活动服务的，如果我们仅仅“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而不是“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就会出现本末倒置，中国经济之所以出现了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和金融高杆杠等难以去除的顽疾，就是因为把资本放在了首位而不是把实体企业放在首位。

“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应该是一主一辅，有机结合，前者为主，后者为辅，后者为前者服务，前者是根基，是主杆，后者是枝叶，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绝不是后者取代前者，也不是以后者为主前者为辅，这才是正确的理解。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放弃“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马骏作为国务院下属智库机构人员，更不能片面理解，否则将遗祸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