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李嘉诚在过去几年大规模卖出内地、香港资产，甚至在最近将公司注册地全部转移至境外，这在最近引发了不小的风波，包括官方媒体都有大量的报道和评论，一时间李嘉诚成了众矢之的。为此，发改委甚至在记者会上回应了此事，而李嘉诚的上市公司也为此专门做了澄清，李嘉诚还强调说看好中国经济。然而，虽然时间过去了一阵子，但风波好像并未完全过去，网上仍有很大的争议，看评论很多人对李嘉诚好像有些“恨之入骨”的感觉。

那么，对李嘉诚的撤资，到底该用什么样的眼光和视角去看呢？占豪今天就根据自己的思考谈一谈看法。

关于李嘉诚为何撤离，在占豪《原创丨李嘉诚撤离香港有5原因，未来影响几何？》这篇文章中已有分析，而经授权转发的经济学者李晓鹏的文章《强权特首的回归与李嘉诚的出走》也从香港发展的视角分析了相关原因并为将来香港的发展方向做了分析。对此，这里不再做更多分析赘述。今天只谈对李嘉诚撤离资产的一些个人看法。

资本视角的看法

对资本性质理解的读者都应知道，资本是无国界的，这一点我们从近代资本的流动性可知。资本之所以无国界，与资本在发展过程中掌握资本者的特性是分不开的。历史上，西方资本被大量掌握在犹太人手中，由于犹太人在以色列建国前两千多年都只有民族而没有国家，故他们过去几百年来一直在欧洲发展着跨国商业，并不断根据需要进行资本迁徙。

在近代西方对外殖民发展过程中，西方资本家的资本也是不断向境外殖民地流动的，这些流动也不完全受政府左右。有一些在殖民地发展起来的资本，甚至在当地生根发芽并逐渐建立新的国家。第二次工业革命、一战和二战，又让本来寄生于欧洲经济体上的一些资本不断大规模向美国迁徙，这就包括大量犹太资本和部分西方资本。资本形成、发展过程中的这种不断的流动、迁徙使得资本从开始具有超越国界的性质。

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到今天西方资本主义实际上已形成了资本无国界的整体生态环境。资本集团与西方某个国家的关系，很大程度上不是统一体的关系，而是宿主与寄生的关系。这些资本，会随时根据利益需要由一个宿主向另外一个宿主身上游动。资本的无国界性，也衍生出了一些没有国家意识的掌控资本的资本财团。

李嘉诚虽是中国香港人，但其起家本质上是在英国资本的扶植下完成的。这也就是说，李嘉诚的资本财团本质上并非香港本土财团，而是具有英国基因的西方财团。虽然，李氏财团的发达靠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但这不妨碍其属于西方资本的性质。所以，李氏财团与西方财团具有共性是很自然的事情。也正是基于此，李氏财团更多地是把香港、内地当成经济寄生的宿主，而非把自己当成那里的主人。如今，或许是基于财产安全因素考量，也或许是基于投资机会的考量，李氏财团大规模向欧洲撤资，都是具有西方资本性质的资本的一种正常行为。对这一点，我们务必要清楚其缘由。

因此，站在资本的角度去观察，应该可以理解李嘉诚的离去。就个人而言，站在资本的视角去看，对其商业行为表示理解，因为那是资本的本性使然。

企业无国界，企业家有祖国

在科学界有这样一句话：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我们的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本可以在美国享受荣华富贵，然而他却不畏艰险最终回国，为国家立下汗马功劳，钱学森先生也由此彪炳中华史册。无论再过多少年，钱学森先生为中华民族所做伟大贡献都会被中国人民所铭记，他将永远是后辈景仰的对象，他的精神也将会激励更多的有志者。

科学界这一句话同样适用于企业界，我们只要将上面那句话中的“科学”和“科学家”两词置换成“企业”和“企业家”，就变成了“企业无国界，但企业家有祖国”。这句话延伸开来，就是企业家不仅仅只为自己赚取财富，还应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和国家义务。

所以，李嘉诚的撤离虽然从资本视角无可厚非，可以理解，但若从国家、民族和社会视角来看，却是难让人称道了。至少，公众会对此提出很大的疑问，他们表示不满也就可以理解，李嘉诚最近引发的广泛热议并备受指责也恰由于此。

基于上述，站在个人视角评判，对李氏撤离虽不反对，却无任何好感，甚至不认为这种做法是妥当的、合适的、明智的。当然，这也仅仅个人的看法。

强大、自信的国家一定是开放的

李嘉诚撤资若从国家视角去观察，则又是另外一种不同的看法。

就国家视角来看，发改委针对香港媒体提问李嘉诚撤资问题的回答就非常得体。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回应称，涉及到利用外资和外商投资企业在华的利益的问题，中国政府现在推进的改革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而且要形成更加法制化、更加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在这个过程当中，各项改革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就是要惠及更多的外来投资者，而且一系列的改革和成效在陆续显现。

官方的回应很明确也很理性，就是中国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是不会变的，所以涉及到利用外资和外商投资企业在华利益问题，推行的改革目标就是构建开放型的经济体制，同时进行更加法制化、更加国际化的改革。

这话的意思就是，李嘉诚的撤离是其企业经营的决定，中国推动的是开放型的经济体制，只要依法就来去自由。而且，政府是像更加法制化和国际化的方向推动机制建设，不会因为资本的撤离而进行不必要的限制。这种回应，充分表现了中国官方在经济上的自信，同时也充分表现出中国在经济体制上的开放。

官方如此回应，原因有三个层面：

一、李嘉诚一家财团的撤离，对整个中国经济而言影响不大，所以还远上升不到国家层面去关心一个企业行为的时候。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合法，所以政府部门要做的是对相关交易的合法性进行监督、监控，只要合法就不应进行不必要的限制。

二、中国政府的表态体现的是中国的开放。对中国来说，只有表现出足够开放，才会让在经济体内的外资更加有安全感，才能吸引更多外资到中国投资。如果一个李嘉诚合法的撤离都要被限制，那谁还敢再来中国投资呢？

三、中国如今推进的是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一切都应走向更加开放，一切都应更加法制化。

这三点表达到了，那么李嘉诚撤离的影响就不会对宏观面有什么大的影响，同时并不会降低中国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当然，李嘉诚的撤离固然有其自身原因，站在投资的角度看，其实也并非真正明智的选择。看看香港其他四大家族并没有选择离开，看看那么多大型企业也没有选择离开，并且还有大量的外资在选择投资中国，这说明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空间是巨大的，是值得期待的（当然，部分低端制造业的外资也有不少已经离开了中国，但整体属于正常范畴）。相比中国，欧洲现在资产虽然估值低，但欧洲资产成长性并不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李嘉诚家族的这次撤离，就商业视角来说并不是好的选择，这一选择的结果也必然会导致李氏家族的下坡路，相信十年左右的时间，李氏家族的财富就会被内地的一些富豪超越。

综上所述，占豪认为，从资本视角看，李嘉诚的撤离可以理解；从国家、民族、社会角度看，这种撤离缺少一种真正的大企业家精神（中国的大企业家精神都应向陶朱公学习，也就是帮助越王勾践复仇吴国的范蠡），缺少一份国家民族情怀；从国家视角看，这不过是资本进出的个例事件，相对于国家经济而言不过九牛一毛，国家经济只要正常运行，谁来谁去都无所谓，大可不必过于在意（在占豪看来，若非出现整体规模的资本撤离，政府都不必进行强制敢于。若出现异常规模的撤离，那一定是出现了国家间的重大对抗，政府那时采取非常手段将是合理的。对于非常时期和正常时期，国家的处理方式上肯定要进行严格区别）。

最后，希望中国的企业家都做民族的企业家，而不是无国界的资本家。因为，人是有属性的，人不应被钱的属性左右，而应由人来左右钱的属性。

人是有根的，人的根来自于国家、民族、文化的认同。只有当自己融入到这种认同当中，让自己成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链接一环，人才能真正实现自我的价值，才是真正进入了自我实现的大道。否则，人不过是金钱、欲望的奴隶，所获所得之所谓财务自由，不过是套在自己身上的更大枷锁而已。被这样的枷锁束缚，人心终究是空虚的，终究是缺少自由的。空虚而缺少自由的心，人的感受自然就是不自在的。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我们才会看到太多富人其实非常缺乏安全感和幸福感，他们为了平衡这种心理上的失衡，不断寻求低级的生理、心理刺激，追求那种难以逃脱的心理或身体的奢侈，并不断挥霍自己的欲望。苦海无边的苦海就是欲海，人在欲海中荡漾就是在苦海中漂泊，这种漂泊如果不回头，终究是无穷无尽的苦。

事实上，人要想找到幸福，终归是要回到本元，去找自己的归宿，回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上来。当自己找到了真正的自己，找到了站在属于自己位置上的自己并驻足盘坐其上，人就找了归宿，也就有了真正的大自在，也就找到了真正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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