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病是由生物地球化学因素、生产生活方式等原因导致的呈地方性发生的疾病。

在我国，地方病重点地区与贫困地区高度重合。现在，诸多数据表明，我国地方病防治形势已经发生根本转变。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地方病防治史，就是一部民生改善史，将社会进步、健康提升的成果纤毫毕现。”

今天，库叔带来《瞭望》6篇地方病的专题报道。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瞭望”（ID：OutlookWeekly1981），原文首发于2019年9月9日，标题为《70年，哪些地方病被连根拔起了？》。

▲ 河北省邯郸市涉县神头乡前宽嶂村，乡村医生李双荣（左二）上门为老人做检查（2018年8月15日摄）王晓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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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胜地方病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张冉燃 实习生 吴悠

　　孙殿军从事地方病研究之初，颇觉此领域“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彼时，我国地方病病情重、危害大、分布广，全国均不同程度存在地方病危害。

　　他与地方病交手30多年后的今天，我国地方病总体得到控制，已经达到基本消除或持续消除的水平。孙殿军笑称：“我们这些‘老地病’常开玩笑，说我们是自己的‘掘墓人’。”

　　以“掘墓人”为荣的孙殿军，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地方病控制中心主任。

　　据孙殿军介绍，地方病是由生物地球化学因素、生产生活方式等原因导致的呈地方性发生的疾病。我国的地方病大致分为三类：碘缺乏病、地方性氟中毒、地方性砷中毒等地球化学性疾病，血吸虫病、包虫病等自然疫源性疾病，以及大骨节病、克山病等原因未明性疾病。

　　不少地方病在我国历史久远。两千多年前的《黄帝内经·素问》，就曾提及疾病与水土、地理等的关系。晋代的嵇康也在《养生论》中留下“齿居晋而黄”的记载，被认为是对我国山西一带地方性氟中毒导致的氟斑牙现象的较早记录。

　　人的努力，让一些古老的地方病逐渐消弭，这让孙殿军十分骄傲：“地方病多发生在老少边穷地区，是名副其实的‘穷病’，地方病的防治既要拔病根，又要拔穷根。从这个意义上讲，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地方病防治史，就是一部民生改善史，将社会进步、健康提升的成果纤毫毕现。”

　　地方病的病根如何被连根拔起？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北方克山病爆发，南方血吸虫病蔓延。

　　以血吸虫病为例，大规模摸底调查显示，该病流行地区遍及长江流域及其以南12省区市的373个县市，累计查出患者1200多万人。其中，有症状者约占40%。在重病区，骨瘦如柴、腹胀如鼓的晚期患者比比皆是，妇女不育、幼儿难长屡见不鲜，急性血吸虫病导致的死亡更是大批发生，不少村庄因而人亡户绝、田荒地芜。

　　血吸虫病等地方病的猖獗引起中央高度关注。1949年10月，新中国刚刚成立，周恩来总理即召开政务院会议，商讨防治措施，决定立即成立国家卫生防病领导机构——中央防疫委员会，全面开展防病工作。

　　次年5月，卫生部设立全国卫生科学委员会，明确当时的医药卫生科研工作重点为除害灭病，并下设地方病、传染病、职业病、营养和药物5个委员会。

　　另据《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了解，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还相继成立了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中共中央北方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后者负责除血吸虫病以外的其他地方病。

　　中华医学会地方病学分会前任主任委员、中国医科大学教授孙贵范向《瞭望》新闻周刊评论说：“中共中央管具体的地方病，足见当时地方病对国计民生威胁之大，也足见国家防治力度之大。”

　　中央调度领导之下，人民群众被广泛动员。1958年4月，江苏结合积肥大搞灭螺和粪便、水源管理的运动，力求切断血吸虫病的传播。当年的《新华半月刊》刊文称：“将近20天时间，每天都有几百万群众奋勇作战，出现了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白天满地人，黑夜满地灯’的动人景象。”

　　1958年中，毛泽东主席闻知江西省余江县消灭了为害极广的血吸虫病，“浮想联翩，夜不能寐”，欣然写下《七律二首·送瘟神》，再度激发全国人民参与地方病防治的热情。

　　血吸虫病防治的开展，使疫区生态面貌发生深刻变化。1959年各地调查结果表明，全国血吸虫病疫区患者治愈率超过85%，死亡率降低到0.1‰，过去杂草丛生、钉螺密布的荒野变成良田沃土。

　　血吸虫病防治是我国地方病防治成就斐然的一个缩影。

　　1981年，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和中共中央北方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合并，成立中共中央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

　　1986年，中共中央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撤销。地方病防治改由卫生部地方病局（后改称卫生部全国地方病防治办公室）负责。

　　1998年，卫生部全国地方病防治办公室撤销，地方病防治划归卫生部疾病控制司地方病与寄生虫病控制处。

　　“从中共中央到卫生部的一个局，再到卫生部的一个处，管理我们的部门级别越来越低，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地方病防治的效果越来越好。”孙贵范说。

　　而在地方病防治管理机构的级别不断下降的同时，地方病防治规划却没有松懈。

　　据本刊记者了解，我国最早的地方病防治规划是1981年6月发布的《1982～1985年地方病防治规划》。此后，《“七五”全国地方病防治规划》《全国重点地方病防治规划（2004～2010年）》《全国地方病防治“十二五”规划》《“十三五”全国地方病防治规划》《地方病防治专项三年攻坚行动方案（2018～2020年）》等陆续出台。

　　孙殿军认为，连续的、每一时期制定的全国地方病防治规划，是地方病防治工作的航标，这些规划确保了政策的支持、资金的投入、技术的推广和群众的参与，也就为地方病防治成效提供了保障。

　　地方病防治的关键在于阻断病因，部门协作就显得尤为重要。比如，碘缺乏病防治措施主要是合格碘盐的生产和供应，需要盐业、工信、质检等部门配合；饮水型地方性氟砷中毒的防治措施主要是改换水源，离不开水利部门的倾力支持。数据显示，2005～2015年，我国利用两个五年规划，彻底查明饮水型氟砷中毒的病区范围、暴露程度及受威胁人口，并将饮水型氟砷中毒病区全部纳入农村安全饮水工程规划，国家投入安全饮水工程建设资金超过2000亿元，由水利部门落实病区改水措施，解决了饮水型氟砷中毒病区的高氟高砷暴露问题。

　　科研攻关对地方病的防治同样助力巨大。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就曾多次组织联合攻关和科学考察，如1979～1982年的陕西永寿大骨节病综合考察、1984～1986年的云南楚雄州克山病重病区综合考察、1987～1989年的长江三峡地区燃煤污染型氟中毒防治试点项目等。孙殿军说：“这些联合研究动辄调动数百人的优势研究资源，对摸清相关疾病的流行特点、发病机制、防治对策、诊断治疗等意义深远。”

　　在政府领导、部门协作、科研攻关和群众参与的多方合力下，我国地方病防治工作稳步向好。

　　据孙殿军介绍，目前我国94.2%的县保持消除碘缺乏病状态，在全球采取食盐加碘措施的128个国家和地区中处于领先水平；燃煤污染型氟中毒病区改炉改灶率达98.4%，93.6%的饮水型氟中毒病区完成降氟改水；燃煤污染型地方性砷中毒地区全部完成改炉改灶，饮水型砷中毒病区全部完成降砷改水；95.4%的大骨节病病区村达到消除标准；94.2%的克山病病区县达到控制或消除标准。

　　诸多数据表明，我国地方病防治形势已经发生根本转变。

▲ 6月23日，甘肃省第二人民医院援藏医疗队队员在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搭乘摩托车出诊 陈斌摄

　　尽管如此，防治并未有穷期。

　　今年7月出台的《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将传染病及地方病防控行动列入15个重大行动，明确“地方病等问题不容忽视”。

　　孙殿军解释说，地方病是一种环境病，而自然环境中导致地方病发生的因素和条件难以改变，如此一来，只要防治措施落实不到位或是倒退，地方病的病情就可能反弹。

　　在孙殿军看来，地方病防治的主要困难，还不在于防治措施的全面落实，而在于防治效果的巩固。“一些病区的领导认为，地方病的病情达到控制水平就可以松口气了，甚至认为地方病已经消灭了，于是防治工作弱化、资金削减、人员流失，这些都是由于对地方病防治的长期性、艰巨性认识不足的后果。要知道，地方病的致病因素难以根除，必须依靠防治措施的持续落实、稳定运行才能发挥既定作用，一旦放松警惕，已经控制或消除的地方病就可能死灰复燃。”孙殿军说。

　　孙贵范另有一个担心，就是地方病病区的健康教育尚不到位，使地方病防治成果显得比较脆弱。

　　孙贵范举例说，我国饮水型氟砷中毒病区多属老少边穷地区，当地居民因教育水平较低、防病意识不强等原因，即便已实现改水，仍有百姓饮用高氟、高砷水。

　　孙贵范的团队在内蒙古包头某村跟踪将近20年。当年村里的一户人家给他留下的印象十分深刻：“这家一共4口人，夫妇俩和一个两三岁的小孩，还有孩子的爷爷。我们在村里调查时，发现这家的手压井水砷浓度很高，一再交代这家人，井水含砷，砷是致癌物，不能再喝了，他们听不懂。我又说井水有毒，孩子那么小就开始喝砒霜，将来怎么办？他们还是似懂非懂。”

　　孙贵范后来又到这个村调查。他发现，这家人专门买了瓶装水给小孩喝，但两口子和爷爷还是喝井水。“这家人告诉我，瓶装水太贵，喝不起。”

　　“十一五”期间，内蒙古投入巨资改水，把安全的自来水送到了这个村。孙贵范回忆说，“我本来以为村民喝高砷水的问题解决了，但我们调查发现，有些人在喝了自来水后，尿里的砷含量还是高，我们就很奇怪。后来村民说政府把水送到家里真是为我们老百姓好，但我自己家门口有现成的井水，喝自来水还要交喝水钱，我们交不起钱也不想交这笔钱。这样的例子在我们当时的调查中并非孤例。”

　　这些事例让孙贵范反复咀嚼地方病和贫困之间的关系：“我们以前常说，拔穷根首先要拔病根，但现在来看，拔不了穷根也会影响拔病根，病根、穷根还是要一起拔、一起挖，把防病治病和脱贫致富结合起来。”

　　在我国，地方病重点地区与贫困地区高度重合。资料显示，全国832个国家级贫困县中，831个县有碘缺乏病，584个县有饮水型氟中毒、饮茶型地氟病、大骨节病、克山病等，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突出。

　　孙殿军说，某种意义上地方病是“穷病”，地方病的重病区基本分布在贫困、偏远农村，往往越贫困的地方，地方病病情越重，“这意味着，地方病绝不单单是一个医学问题，它还是一个社会问题。地方病的防治既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也是一项重大的民生工程。”

　　从这个角度上，孙殿军说“老地病”们从来都很有觉悟：“大伙儿都明白财神跟着瘟神走的道理，但我们‘地病’人栉风沐雨70年，不就是为了地方病能得到控制、全面消除地方病吗？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还将继续奋斗、不辱使命。”

　　地病防治者念兹在兹，让人们对地方病攻坚史感受深切——70年来，从新中国刚刚成立即集中力量防治地方病，到如今举全国之力打赢脱贫攻坚战，每一个时代的攻坚目标或与时调整，而这每一个目标，从未离开人民呼声。

地方病防治核心信息

1.克山病：

　　克山病是一种原因未明的地方性心肌病，全部发生在低硒地带，多发人群为生育期妇女和儿童。其中，北方病区急型克山病以生育期妇女多发，南方病区亚急型克山病几乎全部发生在儿童，特别以2~7岁幼儿多发。

　　克山病与膳食营养关系密切，膳食结构单一、营养低下和低硒可使发病增加。

　　克山病是可以预防的，如提高生活水平，改善膳食结构，增加营养，减少发病诱因。大面积预防可投放硒盐，小面积预防可投放硒片。

2.大骨节病：

　　大骨节病是一种地方性、多发性、变形性骨关节疾病。在我国分布范围大，主要发生在黑、吉、辽、陕、晋等省。该病发病主要在儿童期，发病早期骨关节疼痛，手指弯曲或指末节下垂。

　　大骨节病发病与居住环境易导致粮食中致病因子超常聚集、生活水平低下有密切关系。致病因子初步认定是真菌毒素和硒营养不良。

　　大骨节病重在预防。

黑龙江：勇克克山病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闫睿

　　我国正在向基本消除克山病发起冲锋。

　　克山病是一种原因不明的以心肌病变为主的疾病，也称地方性心肌病。上世纪30年代，该病在我国黑龙江省克山县一带发现并由此得名。

　　克山病曾严重流行于我国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甘肃、陕西、四川和云南等地区。

　　该病与膳食营养关系密切，膳食结构单一、营养低下和低硒可使发病增加。

　　克山病有急型、亚急型、慢型和潜在型4类。急型、亚急型病患抢救不及时会严重危及生命，慢型或潜在型也可能转为急型发作。这使克山病成为一座大山，压在百姓胸口，严重威胁公共健康。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围绕抢救危重患者、加强病因研究、开展病情监测，全国上下对克山病开展了大量工作。

　　设在哈尔滨医科大学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地方病控制中心克山病防治研究所（下称克山病研究所），至今仍承担着全国克山病防治监测、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等重要职责。近日，《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走进这里，对话几代克山病防治工作者，共忆那场没有硝烟的防控战争。

　　1935年深秋，一种不明原因的急死病，袭向黑龙江省克山县及周边7县100余人。

　　医学资料记载，该病发病急、致死快，多发于生育期妇女和断奶后学龄前儿童，患者多在发病当天或第二天死亡。

　　1937年1月，该病被命名为克山病。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急型和亚急型克山病呈爆发之势，患者病死率高达80%~90%，病区进一步向西南省份扩展，儿童发病明显增多。据统计，历史上我国克山病的发病区域，分布于从东北至西南16个省（区、市）的330个县，病区乡人口6191.7万人。

　　克山病一度成为人们闻之色变的“瘟神”。

　　克山病的发病形势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我国先后派出大批专家和医务人员开展克山病救治，同时提出以“防寒、防烟、防潮，改良水质、改变饮食习惯、改善环境卫生、改善居住条件”为主的“三防四改”综合预防措施。

　　克山病研究所党支部书记孙树秋说，中国工程院院士于维汉就是在1953年临危受命，加入黑龙江省克山病的调查研究，并为之奋斗终生。在克山病猖獗流行的30多年间，于维汉有28年春节都是在乡下抢救病人中度过。

　　在病区现场的观察和积累、与患者的接触和诊疗，使于维汉逐渐对克山病这道当时的医学新课题有了破解的线索——1961年，于维汉指出克山病发病与单一膳食条件有关，是一种与营养因子有关的地方性心肌病。由此提出克山病营养性生物地球化学病因学说，并以此为基础开展克山病防治，全国克山病病情初步得到缓解。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黑龙江省和全国克山病病情最为严重的时期，抢救急型发病患者成为首要任务。

　　头场雪、三九天、过小年，是北方克山病的高发期。

　　“越冷，下乡越频繁。哪里艰苦，哪里就是防治的主战场。”常同于维汉一起下乡的克山病专家康保安告诉本刊记者，当时的北方乡下，冬季气温动辄零下40摄氏度左右，室内最高温度也只有十几摄氏度。

　　心寒尤甚天寒。面对克山病，于维汉等人早期也曾束手无策。

　　康保安回忆说，早年，他同于维汉在基层救治患者时，未能挽回一名七八岁患病男孩的生命，男孩父亲一时难以接受，猛然拍打男孩的脸想要唤醒男孩。“返回途中，我们心里很不是滋味。于维汉说，‘父亲打孩子的脸，就是打咱们的脸啊。’”

　　据克山病研究所研究人员张立君介绍，于维汉曾应用樟脑注射疗法、升压药物和注射冬眠药物等办法抢救急型克山病患者，但疗效甚微。

　　在反复比较、推敲、探索后，1958年，于维汉探索出亚冬眠结合适当补充葡萄糖注射液疗法，就地抢救、守护急型克山病患者，收到良好效果。

　　这年12月，于维汉在克山县北合大队把100毫升葡萄糖和一个剂量的冬眠1号注射到重症克山病患者邢立民的静脉，他的病情很快好转。此后4个病例看到更好的效果。自此，于维汉提出并应用的亚冬眠和适当补液疗法成为抢救治疗急型克山病的通用疗法，克山病防治出现重大突破。

　　1960年，西安医学院（现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教授王世臣提出大剂量维生素C静脉注射疗法，也收到显效。

　　黑龙江省地方病研究所进一步观察到12.5%浓度的大剂量维生素C治疗最优，1965年经黑龙江省广泛试用见效后向全国推广。

　　这几项防治成果的应用，使我国克山病的救治水平发生根本性转变。急型克山病病死率骤然下降，由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45%左右逐渐控制到20%以内。

　　在急型克山病的抢救收获巨大成功之时，对克山病的研究并未停止。

　　1984年初，北方克山病基本得到控制。于维汉带队进行云南楚雄克山病科学考察，以尽早攻克肆虐西南病区的小儿克山病。这次为期3年的重大科研项目，集合了国内7省市16家科研单位，最终明确克山病是一种线粒体心肌病，对克山病流行规律、环境特征和发病因素的认识更加深入，在发病机理研究上取得了重要突破。

　　进入20世纪90年代，克山病防治工作侧重以病情监测为主。克山病研究所陆续主持制定了克山病诊断、病区划定和类型划分、克山病监测等国家、行业标准。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地方病控制中心主任孙殿军说，从早期开展急型克山病患者抢救，到如今建立起全国性监测网络，70年来，一批研究成果转为防治实践，克山病蔓延之势很快得到控制，防治工作取得巨大成就。当前，全面开展克山病病情常态监测，使防控更加精准，支撑我国向基本消除克山病发起冲锋。

　　孙树秋说，从1990年开始的全国重病区监测结果显示，全国绝大部分监测点已连续数年无急型、亚急型发病。截至2018年底，全国94.2%的克山病病区县达到控制标准。

　　今年5月，克山病研究所的一支防治队伍，从四川省凉山州3个克山病历史重病区走访归来。山路漫漫，这支防治队伍10天里走村入户，为当地每名患病百姓进行相关医学检查。结果显示，这3个历史重病区均已达到克山病的消除标准。

　　曾参与克山病相关调查的克山病研究所研究人员冯红旗说，克山病主要发生在经济贫困地区，交通大多不便。他和同事曾前往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走访调查，当时山路还很陡峭，大家带着仪器设备人拉肩扛，很多年长的老师边吃速效救心丸边往上爬，一路上辣椒当菜、土豆当饭。“想想前辈们那么执着地坚守，大家都觉得眼前这点苦算不得啥。跟所里老师交流时，大家的共同感受是，国家重视地方病防治，我们能给老乡服务好就是荣耀。”冯红旗说。

　　本刊记者在黑龙江省采访获悉，作为克山病历史重病区，该省把克山病防治作为重大民生工程来抓，就克山病所涉及的防、控、治以及病患的脱贫工作进行部署。加大克山病病区精准扶贫、健康扶贫力度，创新救助方式、扩大覆盖范围。

　　在与克山病打了多年交道后，80岁的哈尔滨医科大学教授关振中益发感受到克山病得到控制后病区百姓的生活变化：“当年看到病区老百姓日子苦、健康差，我们跟着一起揪心；如今病区老百姓的生活在变好、身体也更健康，我们打心底里为他们高兴。”

新疆：为消除“碘缺”而战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潘莹

　　作为我国消除碘缺乏病最难攻克的堡垒之一，新疆已实现95%的县（市、区）消除碘缺乏病的阶段性目标。

　　碘缺乏病是由于自然环境碘缺乏造成机体碘营养不良所表现的一组疾病的总称，包括地方性甲状腺肿大（地甲病）、地方性克汀病（地克病）等。碘缺乏病影响人类健康，特别是会损伤儿童脑发育，让儿童智力受损，是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

　　我国有世界上已知范围最大的水源性高碘地区，但仍是一个自然环境普遍缺碘的国家。既往调查表明，我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除上海外）均有不同程度的碘缺乏病流行。

　　科学补碘益智，健康扶贫利民。新疆在防控碘缺乏病中做对了什么？

▲ 科学补碘 徐骏图

　　新疆“碘缺”的历史十分久远。

　　早在清末，到过新疆的外国探险家斯坦因等人就注意到南疆居民的甲状腺肥大。《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1906~1908）》亦记载：“叶尔羌人开玩笑说，真正的叶尔羌人脖子上必须有一个瘤。”

　　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疾控中心提供的资料，碘缺乏病病区主要分布在和田地区、喀什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克苏地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以及吐鲁番市等地。

　　一般认为，环境缺碘是新疆碘缺乏病流行的主要原因——“三山夹两盆”的新疆远离海洋，第四纪地层分布广厚，水源补给基本靠冰川，因而土壤、水系的含碘量甚微，是严重缺碘地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疾控中心地病科科长张玲介绍，新疆境内水的含碘量一般为1~4微克/升，土壤含碘量一般为10微克/千克，属于严重缺碘地区。这意味着，历史上自古至今，碘缺乏病一直是新疆当地分布最广、危害严重的地方病之一。

　　医务工作者在新疆部分重病区开展的调查显示，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展碘缺乏病防治之前，新疆重病区居民的甲状腺肿大率（俗称大脖子病）超过80%，只能从事简单体力劳动的智力低下者占居民总数的20%~30%，无劳动能力的地克病患者占居民总数的2%~5%。

　　阿克苏地区是新疆碘缺乏病重病区之一。新中国成立初期，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大宛其乡的病情状况十分严重，地甲病患病率高达70%，地克病患病率为13%，个别重病村的痴呆、聋哑患者占人群的1/6。

　　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卫生监督所所长杨国平曾长期在该县地病办工作。他告诉本刊记者，十多年前，他们到各乡村仍能见到不少老年人患有大脖子病，而且几乎每个村都有几户因缺碘造成的智力障碍者。“入户调查时，看到有的家庭有多个小孩都得了地克病，面容、手脚抽搐，无法行走，连家人都不认识，令人难过。”杨国平说。

　　为防治碘缺乏病，新疆探索尝试在碘缺乏病危害严重的地区，开展以普及碘盐为主、其他补碘措施为辅的综合防治工作，为消除“碘缺”不断求索。

　　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疾控中心介绍，新疆自上世纪60年代起就开始采用食盐加碘预防“碘缺”，同时辅助以碘片剂、土盐水加碘、口服碘油丸、加碘茯砖茶等多项措施。

　　据本刊记者了解，1985年，全疆已建立25个加碘盐生产工厂，财政每年拨款30万元用于生产碘盐的补贴。至1989年底，全疆碘盐普及率已达50%。

　　1996年，新疆更把消除碘缺乏病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提高民族素质的重大问题列入议事日程，确定以普及食用加碘盐为主要干预措施的预防控制碘缺乏病的防治策略。至2005年，食用加碘盐已在南疆部分县和北疆各主要盐厂大批生产，覆盖新疆70%的人口约1330万人。

　　就在新疆大力推广碘盐之时，南疆一些地区由于岩盐、滩盐资源丰富，居民极易自采自食，碘盐的推广和防治进程受到干扰。

　　据杨国平介绍，拜城当地是山区，岩盐含量大，很容易就能采挖到，因此，尽管政府一直大力推广普及碘盐，仍有不少农牧民沿袭传统，食用这种不花钱的“土盐”。

　　十多年前，在南疆乡村采访时，本刊记者也能在老乡家的灶台旁见到“盐葫芦”——盛装土盐和水的混合液的葫芦，在做饭需放盐时，主妇们就浇洒这种土盐和水的混合液体。

　　为突破南疆推广碘盐的困难，新疆紧密结合“健康新疆”建设和“全民健康体检”工程，通过电视、网络等多个平台，开展碘缺乏病防治知识宣讲活动进校园、进社区、进乡村，努力提高群众防治知识知晓率。

　　与此同时，新疆自2007年起，由自治区财政对碘缺乏病重点地区贫困农牧民食用加碘盐实施价格补贴措施。截至目前，新疆共投入3.07亿元，向农牧区免费发放了15.9万吨碘盐，3406.09万人次从中受益。

　　如今，南疆农牧民对碘缺乏病防病意识不断提升，“盐葫芦”几乎退出历史舞台。在和田地区墨玉县普恰克其乡，本刊记者看到麦丽凯萨依普·忙苏尔家的厨房橱柜里摆放的是政府发放的碘盐。她说，过去不知道碘盐的好处，大家都用土盐泡过的水做饭、煮肉、烤馕，后来通过干部们组织一次次宣传活动，她了解到缺碘会导致克汀病、大脖子病，还会导致小孩子天生智力缺陷，就使用加碘盐了。

　　另据本刊记者了解，通过采取以食盐加碘为主的综合防控策略，开展碘缺乏病监测，重点人群应急补碘，落实碘盐价格补贴政策，做好科学补碘知识宣传等有效措施，新疆从2009年起合格碘盐食用率保持在90%以上，居民碘营养维持在适宜水平，重病区范围逐渐缩小，巨大型甲状腺肿大已很难看到，碘缺乏病的流行强度及严重危害都大幅度降低，保持了基本消除碘缺乏病危害的状态。

　　杨国平说，经过经年累月的宣传，目前拜城县碘缺乏病的防控效果不错，拜城县农牧民对碘缺乏病防治知晓率在95%以上，碘盐使用率达98%以上。“作为全国重病区，可以说，拜城县防治碘缺乏病的阶段性目标已经完成。”

　　南疆四地州既是新疆主要的碘缺乏病分布区，也是国家确定的“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之一。新疆提出到2020年底，实现持续巩固和消除碘缺乏病危害的防治目标与脱贫攻坚任务同步完成的总目标。

　　为确保全民健康奔小康，按期实现消除碘缺乏病规划目标，新疆将碘缺乏病防治与健康扶贫紧密结合，纳入《自治区健康扶贫三年攻坚实施方案（2018—2020年）》和《关于坚决完成南疆四地州深度贫困地区健康扶贫任务实施方案（2018—2020年）》。

　　为做好相关工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联合相关部门印发《自治区地方病防治专项三年攻坚行动方案（2018—2020年）》，确定目标任务，提出具体措施，重点抓好碘缺乏病监测，重点人群应急补碘，做好科学补碘知识宣传和督导评估等工作。

　　在张玲看来，目前新疆的碘缺乏病防治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但由于各县（市）居民经济、教育水平和防病意识不均衡，伽师县、阿克陶县、和田市、于田县等部分县（市）的孕妇群体还存在碘营养不足的问题，这4个县（市）未能实现消除碘缺乏病的阶段目标。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表示，未来新疆将进一步明确新时期疾控工作的重点，把有效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作为脱贫攻坚的重点，突出重大传染病防控和地方病防治工作重点，提升工作质量。继续巩固提高碘缺乏地方病防治工作成绩，保持以食盐加碘为主的综合防控策略，为如期实现2020年让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目标，提供有力、有效的健康扶贫医疗保障。

　　新疆，将为消除碘缺乏病而继续战斗。

四川：高原灭虫记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董小红

　　被称为“虫癌”的包虫病，曾让病区农牧民“谈虫色变”。

　　包虫病又称棘球蚴病，是细粒棘球绦虫的幼虫感染人体所致的疾病。大致而言，包虫卵及幼虫寄生在土壤、地表水体及动物中，通过食物、水源、飞沙及与动物接触进入人体。

　　棘球绦虫可在人体多部位寄生，进而损害包括肝、脑在内的人体多个器官和组织。若不及时治疗，包虫病的10年病死率可达94%。

　　包虫病主要流行于西藏、四川、甘肃、新疆、内蒙古等畜牧地区。作为全国包虫病流行较重的省份之一，四川的包虫病疫情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35个流行县中32个为藏区县，3个为藏区毗邻县。

　　为遏制包虫病在四川藏区的发病，近年，四川全面推进“管人、管犬、管社会、管环境”等综合防治措施，包虫病防治取得阶段性成果。2018年底，全省目标人群筛查率达95.96%，其中，患者检出率从2014年的0.13%下降到2018年的0.04%，全省免费药物在治率达98.55%。

　　为如期实现2020年基本控制包虫病流行的目标任务，四川高原的包虫病综合防治攻坚战正如火如荼。

　　包虫病是一种古老的人畜共患疾病。既有经验表明，包虫病的防治需以健康教育作为先导。

　　“以前喜欢喝生水，现在不喝了。回家也要爸爸妈妈多洗手、不吃生肉，一家人要爱干净，这样不容易感染包虫病。”11岁的小卓玛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 2017年8月8日，四川省石渠县德荣玛乡中心小学，当地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正在教学生正确洗手方法 董小红摄

　　小卓玛住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下称甘孜州）石渠县草原二村，家里以放牧为生。

　　小卓玛说，以前村里有人得了包虫病，由于不知道原因、只知道危害，大家都很害怕，学校宣传包虫病防治知识后，她内心的恐惧逐渐减轻。

　　小卓玛所在的石渠县，属包虫病重度流行区，当地农牧民曾饱受包虫病之害，大家一度“谈虫色变”。

　　2015年11月，轰轰烈烈的包虫病综合防治攻坚战在石渠县展开。

　　“手指并拢相互揉搓，双手交换……”在德荣玛乡中心小学洗手池边，石渠县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谢飞正在教小朋友“七步洗手法”。“对包虫病，预防尤为重要，重点是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谢飞说。

　　据本刊记者了解，德荣玛乡中心小学的孩子们每天要学跳“洗手舞”，学习“七步洗手法”，每周还要学包虫病防治课程，老师还给他们留了家庭作业，回去教父母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石渠县教育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现在学生们基本都会唱《包虫病防治之歌》，全县600多名教师也在持续学习包虫病防控知识，下一步将加强小手牵大手活动，促进健康教育常态化。

　　据国家统计局在甘孜州的调查，石渠县包虫病健康知识总体知晓率不断上升，群众对包虫病综合防治的支持度已经超过94%。

　　现患病人救治是包虫病防控的重要一环。

　　“压在心上的石头终于放下了。”在德荣玛乡卫生院，刚做完B超复查的牧民青美拉地脸上难掩喜悦之色。她拿着检查结果单告诉本刊记者，她体内的包虫病病灶已经得到有效控制。

　　青美拉地回忆说，几年前的一个夏天，她在全乡拉网式筛查中查出患有包虫病，随即开始接受免费药物治疗。“刚开始知道自己得了病还很害怕，后来每天早晚按时服药，每隔6个月来卫生院做B超复查，一分钱都不用花，医生全程跟踪我的病情，慢慢我也没那么害怕了。”青美拉地说。

　　本刊记者采访获悉，在国家支持下，当前四川对包虫病流行区群众全面开展免费筛查，并对确诊患者进行免费药物治疗，手术费、交通费则通过医保、项目补助等途径解决，有效免除了包虫病流行区患者的后顾之忧。

　　此外，石渠县还建立了包村干部、医生与患病群众之间的结对帮扶、病员随访管理制度，疾控机构创新运用虹膜、指纹、身份证复合识别技术开展人群筛查，做到筛查群众身份、患病信息、病情随访“三固定”。

　　在村民达洛家，本刊记者看见达洛把医生多尼给的驱虫药混入糌粑中,喂给自家的藏獒。达洛告诉记者，他非常感谢和支持政府的防治举措，他的妻子因为包虫病先后做过两次手术。“国家投入了这么大的资金和人力，狗没病了，我们也减少了得病的可能。”达洛说。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院长李为民介绍，自2014年起，针对包虫病早期预防诊断、复杂疑难治疗、治愈后指导的全过程，该院建立了华西——藏区“一网双模”的包虫病防控体系。目前，华西医院已累计远程培训甘孜州医务人员7万余人次，远程会诊几千例次。

　　目前，甘孜州已有多名本地医生能够独立完成半肝切除手术、肝包虫病切除术等复杂手术，基本做到包虫病治疗无需出州。

　　包虫病的防控策略离不开传染源控制。

　　“牧民们有直接饮用生水的习惯，喝了被污染的浅层地表水，容易感染包虫病。打深水井能有效阻断包虫病的传播渠道。”石渠县水务局相关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

　　据本刊记者了解，为解决安全饮水难题，包虫病综合防治攻坚战开展以来，石渠县打了几百口深水井，井深35~70米，新建安全饮水点368个，基本实现了聚居点安全饮水全覆盖，群众喝上了放心干净的水。

　　本刊记者在格贡2村村口看到，一道半人高的绿色栅栏保护着一处泵房免受牲畜侵扰，里面是刚投入使用的一口包虫病防治井，村民尼伟正拿着塑料桶，从防治井里接水，然后倒入身旁的洗衣机。“自从政府新修了这口深水井，附近20多户村民的用水方便多了，也安全多了。”尼伟说。

　　与此同时，为切断“犬只”这个重要传播源，甘孜州出台《犬只规范管理办法》，全州联动开展犬只规范管理专项行动，确定每月10日为“犬驱虫日”，招聘犬只驱虫员，对辖区内家犬驱虫和犬粪进行无害化深埋处理。截至目前，登记家犬驱虫覆盖率为100%。

　　本刊记者在石渠县看到，犬只的脖子上都系有一个“身份证”——一块有芯片的小牌子，不仅能识别犬只身份，还能进行定位，方便管理。

　　“以前来石渠，街边到处是流浪狗，还有点担心，现在街边基本看不到流浪狗了，每家每户也把狗管理了起来，我们放心多了。”一位从成都来石渠游玩的游客告诉本刊记者。

　　按照全省藏区综合防治工作方案，围绕现患病人救治和传染源控制两大任务，四川正在以“管人、管犬、管社会、管环境”为抓手，整体推进全省包虫病综合防治，确保如期实现2020年基本控制包虫病流行的目标任务。

　　四川高原的“灭虫”记何时大功告成？本刊将持续观察。

江西余江：“瘟神”远去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高皓亮 林浩 袁慧晶

　　血吸虫病是新中国遭遇的一个重要地方病，也是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

　　1955年冬，毛泽东同志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

　　1958年6月，江西余江在全国取得第一个以县为单位根除血吸虫病的伟大胜利，在全国血吸虫病防治战线插上了“第一面红旗”。毛泽东同志看到报道后欣然命笔，写下名篇《七律二首·送瘟神》。

　　70年后，《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近日重走余江看到，这片插上血防“第一面红旗”的土地，不仅送走了肆虐数百年的“瘟神”，更在新的疫情面前继续弘扬血防精神，将新的血防策略推向全国。

　　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中国血防纪念馆内，86岁的邓梅女有时会来这里，看一张60多年前的照片，照片上的人面黄肌瘦，最显眼的是高高鼓起的肚子。

　　20世纪50年代，邓梅女所在的原余江县血吸虫病十分猖獗。1956年初，余江首创“开新填旧、裁弯取直、土埋灭螺”办法，探索出山丘型流行区结合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消灭钉螺的防治经验。

　　1958年6月，余江县率先根除血吸虫病的奇迹经新华社报道后闻名于世。余江的血吸虫病防治经验也由此成为全国的样板。

　　在当时的余江县倪桂乡西坂农业社里，新华社记者刘光辉采访了从“瘟神”手中抢救过来的女社员邓梅女。当时这个不到30岁、脸上黑里透红的农村妇女手上抱着婴儿，高兴而激动地向刘光辉讲述了她的家庭变化：人长胖了，肚子变小了，走起路来轻快方便，参加劳动有了劲，随着生活的改善，家庭里开始有说有笑了。

　　“男不长、女不育”是血吸虫病当时给人们带来的最大威胁。邓梅女怀中抱的婴儿是她的大儿子金品堂，因为治好了血吸虫病，她成为疫区第一位怀孕生子的既往血吸虫病患者。

　　60多年后，《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余江区邓埠镇西畈港边村再访邓梅女一家，曾经生活在“瘟神”肆虐、生不出孩子恐惧之下的老人，现已是一个四世同堂大家族的长者。

　　曾经的疫区——余江平定乡蓝田村，如今绿荫联排掩路，水稻随风摇曳，老人们倚着树荫纳凉聊天，孩子们绕着巷弄嬉笑打闹。

　　79岁的蓝田村村民吴振才精神矍铄，硬朗的身体让人察觉不到他曾深受血吸虫病困扰。回忆起那段往事，吴振才眼睛里有挥之不去的忧伤：“当年，田地里长满了野草，房屋塌陷破败。同村不少村民患有血吸虫病，大都面黄肌瘦，肚大如鼓。”

　　岁至古稀的蓝田村村民宋接富对当年的记忆还有饥饿：“得了病种不了田，怀疑有血吸虫的田也不敢种，一亩能收个几十公斤粮食就不错了。”

　　从“瘟神”手中获救重生的人们，把血防当成终身事业。自1958年起，余江组织大批党员干部投身到巩固血防一线，组建起了100多支查螺服务队伍，这些队伍或行走在田间地头、深入水塘沟渠查螺排螺；或上门入户宣传防病灭虫知识……党旗飘飘，作为党员“查螺标兵”，邓梅女就是其中一员。

　　“‘瘟神’不会再来了。”邓梅女老人笃定的回答背后，有一项30余年无人领走的奖励——1986年，原余江县政府发出第一个查螺奖励通告，凡在本县境内发现钉螺者，奖励人民币30元，2004年奖励标准提高到每只300元，2017年7月又将奖励标准提高到1200元，至今无人来申领。

　　让余江人骄傲的不止血防“第一面红旗”，还有连续60年输送高素质兵员这面征兵先进“红旗”。而能持续输送高素质兵员，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该地区公共健康水平。

　　自1958年消灭血吸虫病后，余江60年间已累计向部队输送合格兵员10993名。即使是在全国征兵形势严峻的年份，当地报名参军人数也远超任务数，好中选优并无压力。在这片土地上，“连送四子入伍”“一家四代从军”“承兄遗志报国”“连续六年应征”等事迹广为流传。

　　平定乡曾是血吸虫病肆虐的重灾区，从平定乡蓝田村委会竹院张家村走出的张国栋，1958年9月报名参加飞行学员的选拔，作为一名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血吸虫病治愈者，老师和同学们都担心过不了体检关，然而，经过在学校、在地区、在省里等地的严格连环体检，他在众多应检的同学中脱颖而出被招收为空军飞行员。

　　如今平定乡双鱼村村民万殿清膝下的4个儿子全部活跃于军营。老人告诉记者，是党领导人民兴修水利、消灭血吸虫病，疫区群众才得以身体健康、生活幸福，让孩子们参军卫国，这才对得起党和政府。

　　从血防重灾区到征兵先进村，这样的变化在余江并不少见。邓埠镇西坂村曾是血吸虫肆虐的重灾区，当年全村近一半人口感染血吸虫病，村民邓发亮的兄妹都因之离世，他在党的关心下治愈了血吸虫病。为回报党恩，邓发亮积极鼓励支持后一辈参军报国、练好本领，2018年他的孙子报名参军应征入伍，圆了他多年的心愿。

　　60年来，西坂村先后有206名青年投身军营。“连续两年村里送的新兵都是大学生，高中生已经没有竞争力了。”民兵营营长邓仟林说，每年村里只有两三个征兵任务，但报名的有二三十人。今年征兵季还没到，刚参加完高考的儿子和班里两个同学已经向他表达了参军意愿。

　　当兵为报恩，这是血吸虫病疫区群众获得重生后对党和国家朴素而真挚的情感，折射出“瘟神”送走之后，广大群众切切实实获得的健康。

▲ 2018 年4 月19 日，江西省余江县杨溪乡灵溪小镇生态乐园内，游客手提智慧果篮体验采摘乐趣 宋振平摄

　　邓梅女的孙子金勇经营着一家农药店，除了销售农药，还帮人喷洒农药。和奶奶当年脚踩泥水劳作不同，如今的金勇只需站在田埂上，即可操作无人机喷洒农药。

　　对血吸虫病疫区而言，从田间水里到田埂上的一跃，是血吸虫病防治的关键一步。

　　余江的这一跃，与血吸虫病疫情的变化密切相关——进入21世纪，江西省一些地方尤其是鄱阳湖地区血吸虫病疫情出现回升。

　　血吸虫病的防治策略也随之调整——2005年，江西省实施耕牛淘汰、以机代牛、封洲禁牧、改水改厕、草洲开发利用、产业结构调整等控制传染源措施，成功探索了以控制传染源为主的综合防治策略。2006年，在余江召开的全国血防会上，这一综合防治策略被确立为新的血防策略，向全国推广。

　　从2015年开始，余江加强农业发展现代化、基础设施标准化、公共服务均等化、农村治理规范化等工作。在平定乡蓝田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实施，使村内“田成方，渠成网”，已成为余江重要的血防文化游览区、乡村振兴的典型区。

　　余江人民不仅送走了“瘟神”，更把“财神”请进了家门。宋接富说，村里环境秀美，道路通畅，乡村旅游日渐红火，他正盘算着把自家的小洋楼改造成民宿。“每年都有固定的收入，用钱的地方不多，生病住院有报销，小病治疗就在家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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